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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琦

崔琦

崔琦(英文名:Daniel Chee Tsui,1939年2月28日-),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是在中国河南出生并长大的美籍华人,1951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1958年,入读美国伊利诺州奥古坦娜学院(基督教学院),主修数学。毕业后考进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并在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1968至198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与美国贝尔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从事固态物理研究。1982年转任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至今。

1984年获得巴克莱奖(Buckley Prize)。1998年崔琦与罗伯特·B·劳克林及霍斯特·路德维希·施特默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以「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研究成果获奖。列入《美国科学名人录》。

崔琦主要从事电子研究工作,成就斐然。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继杨振宁、李正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第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

 

生平简介

 

1939年2月28日,崔琦(英文名:Daniel Chee Tsui)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在村里小学毕业后,他于1951年在北京读书,次年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1957年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赴美国深造,就读于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主要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施特默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主要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2000年6月,崔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崔琦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崔琦的妻子是美国人,他们有两个女儿。

 

最新著作

 

1996年与人合著《从有限周率研究到量子霍尔效应》 ;

1996年与人合著《维格纳固体规则中两端电子感应异常》 ;

1996年与人合著《合成费密子:它们的散射及自旋》 ;

1997年与人合著《霍尔绝缘子的特性》 ;

1997年与人合著《磁场驱使绝缘体向整数量子霍尔效应转换过程中的普遍性》 ;

1997年与人合著《双端空洞系统微波传导性磁共振》 。

 

电子量子流体现象的发现是量子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许多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崔琦因此又获得美国著名的弗兰克林奖。崔琦在互联网自己开设的网址上称,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电脑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

《宁静致远-崔琦的科学风采》

 

工作经历

 

1958年往美国伊利诺伊斯州罗克岛奥古斯塔纳学院深造;

1967—1968年芝加哥大学研究协会;

1968—1982年新泽西默里山贝尔实验室技术部成员;

1982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美国高尖科学学会会员; 

1984年获浓缩物质物理巴克利奖;

1998年获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

1958年19岁的崔琦只身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伊利诺依州奥古斯塔纳学院就读。大学毕业后,崔琦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8年,崔琦被美国贝尔实验室录取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崔琦正是在这里和施默特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1982年),两人因此在1998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82年2月,在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不久,崔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该校电子工程系教授至今。 崔琦的妻子琳达是挪威裔美国人,两人相识于奥古斯塔纳学院,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重逢,他们的两个女儿从小都学过中文。在崔琦的支持和鼓励下,长女爱琳曾在武汉留学。

《诺言——诺贝尔奖得主的精典语录》

 

个人荣誉

 

瑞典皇家科学院1998年10月13日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斯托尔默、美籍华人科学家崔琦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以表彰他们为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13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新闻公报说,斯托尔默教授和崔琦教授在1982年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一年之后,劳克林教授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了解释。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发现。公报强调说,这三位科学家的成果是量子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许多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崔琦和斯托尔默在1982年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他们将两种半导体晶片砷化镓和砷氯化镓压在一起,这样大量电子就在这两种晶片交界处聚集。他们将这种晶片结合体放置在仅比绝对零度高十分之一摄氏度(约摄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超低温环境中,然后加以相当于地球磁场强度一百万倍的超强磁场。他们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比如阻力消失、出现几分之一电子电荷的奇特现象等。一年之后,劳克林教授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了解释。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发现。

 

严谨求学

 

崔琦一方面治学严谨、专心致志,对自己钟爱的物理学研究事业非常投入,他喜爱做物理实验,需要时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时为了实验研究的需要,他可不惜四处奔波,走遍波士顿及佛罗里达州,找个强力磁场以进行他的“量子液体实验”,并且工作时很少理会身旁其它事情,以致他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效率.在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两年,他便于1984年和另外两位应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赢得“美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头衔及巴克利物理大奖.而另一方面,崔琦又是一个很具幽默感、很随和的人,他常视物理实验如玩游戏,他说,能随心所欲设计新模型,能制造一个个用钱都买不到的新产品,那种满足感难以形容,做实验又有何难?“做研究报告才烦人呢!”.在研究中遇到困难时,他也会说:“外面天气很好,到外面玩玩再回来,不要压着自己钻进牛角尖,松弛一下,将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次他与另两位科学家因发现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崔琦却微笑说:“我还没有资格去提如何应用这个新理论.但它是客观存在的,量子物理的电子有其新的特性.”

崔琦还是一个兴趣广泛、全面发展的人.他对很多事物均感兴趣.当年,他不仅物理、生物、化学、中英文等学科成绩都特别好,而且他还喜爱打篮球和唱歌.大学毕业时,有同学对崔琦如下评价:“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他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周末数小时的阅报,从不间断,无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艺术、体育,他都不放过.崔琦因此还幽默地说:自己什么新闻都爱看,但不是所有的都看得懂.也正是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使他思维活跃,脑中经常涌现新想法,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1998年10月13日,华裔美籍科学家崔琦因发现逊电子在强磁场。超低温条件下互相作用,能形成某种特异性质的量子流体(许多电化学过程发生在固体-电解液界面,腐蚀则常发生于固体-气体和固体-液体界面,因此界面物理和表面物理一样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施特默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主要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他是继朱棣文之后登上诺贝尔殿堂的第六位华人。

1998年10月13日,华裔美籍科学家崔琦因发现逊电子在强磁场。超低温条件下互相作用,能形成某种特异性质的量子流体,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继去年朱棣文之后登上诺贝尔殿堂的第六位华人。

 

教授的眼泪

 

杨澜去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崔琦谈到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但是他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与父母的永别。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

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我猜想:崔琦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永远成不了名,也许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

可是错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杨澜也流泪了。她这时多么希望当时聘请的两位美国摄影师能推出近景,来一个特写镜头。

让杨澜吃惊的是,在审片时真的出现了这一特写镜头,杨澜问两位摄影师:“你们听不懂中文,你们怎么会拍下这一感人场面?”摄影师回答:“你们不是在谈论妈妈吗?在全世界,‘妈妈’这两个字是相通的。”

一边是世界名人,一边是情爱;一边是无上的荣誉,一边是母子深情。崔琦选择了后者。这就是龙的传人交给亿万观众的答卷!我的心被震撼了。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睡。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至仁至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崔琦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崔琦的眼泪——这个人将名字写在水上

 

《诺贝尔奖得主的中学时代》

杨澜在讲座中,还谈及了曾给自己以极大震撼的一次采访,那是杨澜对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的访谈。崔琦出生在河南农村,10岁前从没读过书,就在家里放羊、养猪。10岁的时候他姐姐找到一个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机会,就想让弟弟到香港去读书,而他父亲对独子要远行不大愿意,因为男孩大了可以帮忙干农活,但他妈妈却非常坚定地要送儿子去读书,这一走成了他与父母的永别,父母在后来的大饥荒里都活活饿死了。

杨澜坦言:“我当时听完故事,问崔教授,如果那个时候妈妈没有送你出去读书,你如今会怎样?其实在我内心里以为他会讲教育改变命运,讲感谢妈妈的话语。但是崔教授却说,‘我宁愿当时妈妈没有送我出来,农村家里有一个儿子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当时留在农村,或许我一直不识字,但我父母或许不至于饿死。’这番话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杨澜说,获诺贝尔奖在很多人眼里是很大的成功,可是在崔教授眼里人生有些东西更可贵。

 

感恩母亲

 

崔琦先生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含泪回忆起难忘的童年时光和母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识字,却坚持要我上学。”母亲给了他最初的人生启蒙,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人。

当时,王家是附近有名的富户,拥有数百亩良田。王家的旧居,从大门楼到后院,有数亩地之广。王双贤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女孩子,她从小就温柔善良,凡事不喜与人争,独爱一个人静静地做事。本来,王双贤有的是读书习文的机会,然而,她的父亲却固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让她与3个哥哥一起进私塾接受教育。王双贤不识多少字,但这并不影响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在与哥哥们的相处中王双贤深知教育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意义。她的大哥王治军是一个有着不凡经历的传奇人物。

《父母不可不读的天才家教故事》

据《宝丰县志》载:王治军在1906年卖掉一顷地去日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2月18日,时任奋勇军左军粮台总办兼执法官的王治军随马云卿率领的革命军先锋队五营进抵南阳,在民众大会上指斥原荆襄招讨使季雨霖擅自委任应城的李宜吉为邓县知事,同时致书李宜吉请他及早返回。李宜吉怀恨在心,遂派人将其刺杀。王治军时年31岁。二哥王治安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三哥王治寰曾任郏县中学校长。王双贤在有了4个孩子之后,不管生活多艰难,都坚决要求他们跟着三舅读书。

崔琦的3个姐姐崔颖、崔珂、崔璐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先后大学毕业的。这在当时曾是轰动方圆数百里的特大新闻。后来,崔琦也正是在母亲的要求下,才离开家乡到香港求学的,这对他一生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崔琦老家范庄的老人们一提起王双贤,都赞不绝口,说那可是一个世上难找的好人。不管谁家有难处,她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

76岁的任松老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村里的孩子们因为时常吃不饱饭,便有事没事地到崔家玩,目的是在崔家找点儿东西吃。王双贤知道孩子们的心思,只要孩子们一来,她就会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请大家吃,有时甚至连自家的饭也全部给他们。正是基于母亲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崔琦才能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保持着与人为善、替人解忧的优秀品质。

严格的家规使他懂得了真善美的高贵,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在崔家,无论做什么事,4个孩子自己有理由也可以解释,但解释完了就必须照父母说的去做,再有顶嘴或懈怠的行为,就会挨竹板了。可据当地了解崔家的人说,并没听说哪个孩子挨打,因为孩子们总是自觉按父母的要求去做,从没发生过有悖情理的事。

年逾七旬的陈桂莲老人讲了一个崔琦受委屈之后依然“负荆请罪”的故事: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村上几个孩子偷她地里的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他一状。崔琦放学回家后,母亲叫住他:“驴娃儿(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东西啦?”崔琦没搭腔。母亲说:“去吧,门楼底下墙角里跪着!”崔琦便放下书包,自己拿锨弄了些炉渣放在门楼底下,面朝里直直跪在那儿一声不吭。跪了好一会儿之后,告状的老太太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劝王双贤放过他这一次。过了好长时间,王双贤才叹口气喊他站起来。崔琦低着头来到母亲跟前,母亲问他以后还偷不偷人家的东西了,崔琦说:“娘,俺以后不和他们一路上学了。”

事后,王双贤才知道崔琦那次根本没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们碰到一起罢了。母亲问崔琦当时为什么不说明情况。崔琦说,当时娘正在气头上,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我毕竟跟他们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况且娘这样要求我也不是坏事,偷人家的东西到哪儿说都丑,我不想让娘为我担心。陈桂莲说完,还意犹未尽地感叹道:“唉,那孩子真有骨气!”

离崔琦家门口约2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水坑。每到盛夏时节,大人孩子总爱到坑里洗澡,崔琦自然也是其中的常客,但他洗澡却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总是边洗边打闹,不是一个猛子扎到水下抓把泥涂人一脸,就是把同去的伙伴按在水里“老牛饮水”,再不然就是拿水泼路过坑边的女孩子。可崔琦总是文文静静地一个人洗,因为每次出来母亲总是叮嘱他不要做与人为难的事,也不要在水里和别人打闹,以免伤了和气。直到现在,76岁高龄的阴锁老人还感慨地说:“驴娃儿他娘真是好人呀!别看说话慢声细语的,可教孩子真有一套。”的确,据老人们回忆,学堂下学后,别的孩子总是在路上磨磨蹭蹭不肯回家,而崔琦下学便朝家跑,放下书包就写先生留下的作业或者预习第二天的功课。

《乐求知-崔琦教授的诺贝尔奖之路》

 

母亲风范

 

母亲的行世风范让他明白谦虚是最大的美德,崔琦出生时母亲已37岁,父亲42岁。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何况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崔琦的出生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母亲也没娇惯着唯一的儿子,崔琦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干活,撒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毛驴儿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树林里捡柴禾,或者帮父亲收拾家里的院墙。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同时,母亲还教育他不管到何时何地、自己有多大本事,都要保持谦虚待人的品格,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别人的敬重。母亲身体力行,为儿子示范。她时时处处以诚待人,平等地善待所有乡邻。

少年崔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在他十三四岁时因为能写会算,村里把他抽去跟着分地,无论三角形、菱形、梯形地都难不住他。当时有个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会计,故意找了一块外号“一杆旗”的地块(相当于不规则三角形)难为他。等各个边的数据一测出,崔琦一口就说出结果来,惊得大伙儿直吐舌头。79岁的卢六老人说:实行土改那会儿,我主持村里排《血泪仇》,可王仁厚这个角儿找不来人演。一天正好看见崔琦从外婆家回来,就告诉他这件事。崔琦二话没说,满口应承,让我抄词儿给他看。我本来担心一天以后演出太紧张,谁知道演出时崔琦已把词背得很熟,还找来烂棉花当胡子,借件破棉袄穿上,结果演得特别像,把满院子看戏的人都引哭了。当人们争着夸崔琦聪明、能干,崔琦却十分谦虚地笑着说我还差得远,希望乡亲们不要这样夸我。

母亲的深明大义激励他走向人生的辉煌,1949年,崔琦在新宝镇的石桥区高皇庙高小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三舅又全家移民澳门,所以,崔琦只好辍学在家。在此期间,他曾和大姐崔颖一起担任过范庄村妇女识字班的教书工作,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当时为配合革命形势而进行的演剧和游艺活动,并领着村里的“花棍队”夺得全区“打花棍”(一种在当地十分流行的民间传统游艺活动)比赛第一名。两年过去了,当地依然没有成立中学,这可急坏了崔琦的母亲。1951年母亲毅然决定让他到外地读书。

这年秋天,三姐崔璐领着崔琦来到北京的大姐崔颖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在香港定居的二姐崔珂的帮助下,姐弟俩通过合法手续抵达香港,崔琦随即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崔琦在香港读书期间,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获得美国全额资助,进入伊利诺斯州一所教会学校。这时,他的父亲崔长生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作为唯一的儿子,崔琦本应回国为父尽孝,但母亲却始终对他隐瞒了这件事,直到1959年夏天父亲去世,母亲都没对他透露一点儿消息。在这之后的9年间,母亲不管自己受多大的罪,甚至在81岁高龄时住茅草庵,都没有影响儿子的学业。1967年,崔琦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母亲王双贤寂寞地离世,当时只有大女儿崔颖一个人守在她身边。

《时空向度的现代探索(全彩视图本)》

 

学术交流

 

2003年11月17日下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进行工作访问。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王恩哥向崔琦教授介绍了该所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崔琦教授听取了部分研究人员的工作进展报告,他对该所的研究工作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会场讨论气氛自然、热烈。崔琦对物理所极端条件实验室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表了自己意见和看法。该所洪朝生院士以及王玉鹏、吕力、薛其坤、王鹏业、王楠林等研究员出席了学术讨论会。在访期间,崔琦还参观了软物质物理、表面物理、国际量子结构中心等实验室。他对国际量子结构中心正在建设中的强磁场极低温双探针STM设备非常感兴趣。特别赞许了这种在有独特物理想法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建立一流设备的做法,并对学生直接参与设备建设,培养独立动手能力方面加以赞赏。作为国际量子结构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他对中心的国际合作模式和初步进展表示高兴。

访问期间,王恩哥所长代表物理所正式授予崔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讲座教授”荣誉称号,并商定设立“崔琦讲座”,即每年请崔琦教授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或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在物理所进行短期访问和学术交流,同时对物理所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估。崔琦教授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荣誉,并表示今后会更加关心物理所的发展,为培养一批杰出的中国青年物理人才尽更大努力。在晚宴上,崔琦教授与物理所部分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表示对物理所学术研究的现状和一批年轻研究人员的成长感到高兴。崔琦反复强调,物理所现已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希望年轻研究人员要有稳定的心态,争取奋斗若干年,做出有特色的重大成绩。王恩哥向他介绍了物理所明年准备实施的一项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崔琦对此给予肯定,并表示要亲自予以推动和支持。晚饭后,崔琦与王恩哥进一步讨论了国际评价机制和高水平人才培养问题,并表达了对中国的物理事业和中科院物理所的发展寄予的深厚期望。中科院基础局局长金铎也一同出席了晚宴,并就国际上低温物理的发展趋势与崔琦教授进行了广泛探讨。

《求知乐:敬贺崔琦教授的文集》

 

崔琦与中国科大学子面对面

 

2009年9月4日上午,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教授与中国科大学子面对面交流,畅谈教育和科研,鼓励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副校长陈初升等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侯建国校长主持。

崔琦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8年,崔琦教授与另两位美国科学家一起因发现带有分数荷电元激发的量子液体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次利用参加2009年量子输运与量子计算前沿国际会议的间隙,应邀和科大学生面对面交流。座谈会上,崔琦教授希望同学们大胆提问,他将尽力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为科大学生解答一些困惑,给科大学生一些鼓励和帮助。

学生提问非常踊跃,所提问题也十分精彩,既涉及到人类文明的未来、智能化、学术研究的信仰和动机以及量子物理的前景及其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等科学研究领域,也涉及到商业界和学术界从事科研工作的区别、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的关系、专业和课题选择等科研方法和技巧,还涉及询问崔琦教授奋斗经历、如何把握机遇和获取灵感、成功经验、获奖感受和回国感悟等。

崔琦教授强调,现在做事讲科学,讲尊重客观规律,如何掌握科学和规律,需要不断探索,这既是科学研究问题,也是社会责任问题。长江后浪推前浪,科大的学生是优秀者中的佼佼者,受到良好的教育,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而且完全可以胜任这一使命。他希望青年学子要有自信心,不要畏惧权威,也不要迷信权威,不怕摔跤,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崔琦教授指出,教育工作很重要,教育不是“训练”,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人,就是要让每个青年学子有机会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天资。对于专业和研究课题的选择,崔琦教授希望同学们根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兴趣来进行。目标要明确,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太功利,不要勉强做自己不喜欢的学习和研究,否则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社会。

崔琦教授认为,做科学研究不是“观光”,不能仅重复前人做过的事,更重要的是要“找新的”,要耐得住寂寞,不怕枯燥,坚持下去,才能发现大自然的秘密。做理论研究是必须的,做实验也很重要,要注重过程,更要注重结果。在讲到如何看待在国内求学和国外求学的区别时,崔琦教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不同国家、不同学校有其长期形成的独特的传统、作风、做法和关注点,学生相互交流可以取长补短,肯定会有所收获。

座谈会上,崔琦教授旁征博引,显示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对于科学研究工作,他侃侃而谈,对科学研究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而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就,他几乎完全避而不谈,尽显大师别样风采。其“只是物理方面的学生”的谦逊、质朴的语言和超强的形象思维能力给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侯建国校长简单介绍了崔琦教授的人生经历和科研成就,对崔琦教授在座谈会上给予同学们的睿智、具有启发性的指导表示感谢,对其表现出来的对待名誉、生活的淡泊态度表达了敬意。他希望年轻学子从中得到感悟,将来学会做人。

 

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人罗伯特·B·劳克林、德国人霍斯特·施托默和美籍华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电子在强磁场中的分数量子化的霍尔效应。

崔琦:中国学生要有自信心

 

香港人与有荣焉的九八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教授,昨天与中文大学师生座谈,讲述他为学的心得,以及对中国学生的期盼。

「崔琦来了」。在中大副校长杨纲凯的引领下,西装革履的高个子崔琦,由中大理学院院长柳爱华和工程学院院长程伯中陪同,与逾百名早已慕名和等待以久的中大师生见面,分享他为学的心得。

「我接触的中国学生,好像缺少一点自信心,冒险精神也比不上德国学生。」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崔琦坦率地说,他发现所指导的中国学生,往往局限於学物理,知识面较窄,自信心比欧洲学生为弱。

他举例称,中国学生做实验前,总会先问结果,知道有何收获后,才去耕耘。相对来说,德国学生较富冒险精神,「他们不问收获,只要觉得有意思和好玩,就会切切实实地做。」

崔琦希望中国学生改进这方面的做法。他强调,这只是中国留学生赴美初期的情况,渐渐地,他们的信心已逐步提高。

五十年代在香港接受中学教育、其后赴美留学的崔琦,很自然的说起从事物理研究的缘由:「当初在香港读完中学时,对甚麽都感兴趣,实际上什麽也不懂。」到了美国,本来要学医,却因为学费昂贵而放弃,后来考取理学院,「因为觉得有趣和有挑战性。」

杨振宁、李政道於五七年成为首批获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但当时有人说中国人不擅长实验物理,这激发了崔琦决心致力实验物理。在芝加哥大学一位青年教授信任下,他开始踏足实验室工作,从低做起,自此专注於物理研究。「我从未想过做其他东西。」崔琦说。

谈到物理研究过程中,苦无成果而一筹莫展时怎办?崔琦强调:不要放弃。因为物理研究的困难和引人入胜之处,在於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往往以为一向呈直线方式发展的东西,会忽然之间变成呈斜线发展,这就是研究的突破。

他勉励香港的学生,在物理研究中感到疲累时,要放松一下,可以去行山,「但千万别一走了之。」若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仍未见成果时,那也未必是能力问题,「若真的感兴趣,就应该继续下去。」

崔琦又谈到参观中大物理系和工程学院的印象,他认为中大物理实验室和电子工程实验室的设备,「与美国的一样,没根本分别。」

至於香港基本科学的发展,崔琦认为不应侧重於实用,否则会流於短视。许多欧美国家兼重技术和实验,两者同步前进。「不能单靠一方面,否则我们可能仍处於青铜器时代。」

说到香港的资讯基建设备,崔琦认为有助发展资讯科技。他说,香港拥有人才,除了投入人力物力去培养外,更需要时间。「培养人才不可能用一天,也不必花一代,只要几年已足够。」

谈到成为第六位夺取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崔琦觉得是「幸运」使然。他谦逊地说,本身并无任何特质,「只是对所研究的范围懂得一点点,对很多地方的认识比不上你(指在座的同学)。」

崔琦的到访,令中大校园顿成本港各大传媒的焦点。昨天下午二点许,三十多位记者守候在中大科学馆高锟楼,迎接崔琦。他一到达,即成照相机、摄影机的镜头焦点,镁光灯此起彼伏。在中大物理系主任刘焕明引领下,崔琦首先参观「表面反应实验室」,又听取其「培正中学」师弟罗荫权介绍「溶胶凝胶玻璃」的实验过程。

紧接着,崔琦前往电子工程学系,参观离子注入实验室、创新科技中心。只见他专注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偶而又提出一些问题。

最令中大师生津津乐道的,自然是与崔琦的座谈会。讯息工程的硕士研究生文勇刚表示,觉得崔琦和蔼可亲,「像一位典型的长者。」这位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说,崔琦仿如长辈般细心地回答问题。

显然,与崔琦短短一席谈,已令学生们心情雀跃,印象难忘。

 

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崔琦--华裔诺贝尔守望者

 

2010年10月中旬,应物理学院王恩哥院长的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先生访问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和国际量子材料科学中心。10月14日上午,崔琦先生与物理学院部分优秀本科生代表和北京大学国际量子材料科学中心师生进行了热烈而愉快的交流。

崔琦(Daniel Tsui),1939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宝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是家里唯一的男孩。1951年,年仅12岁的崔琦在母亲的坚持下,离开家乡前往香港投奔三位姐姐,不料从此与父母永别。

在香港,崔琦就读的培正中学是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学费十分昂贵。但崔琦的优良成绩受到了老师们的欣赏,每年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少年崔琦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中学。

1958年,19岁的崔琦只身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伊利诺依州奥古斯塔纳学院就读。大学毕业后,崔琦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8年,崔琦被美国贝尔实验室录取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崔琦正是在这里和施默特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1982年),两人因此在1998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2年2月,在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不久,崔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该校电子工程系教授至今。

崔琦的妻子琳达是挪威裔美国人,两人相识于奥古斯塔纳学院,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重逢,他们的两个女儿从小都学过中文。在崔琦的支持和鼓励下,长女爱琳曾在武汉留学。

崔琦:从农家子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手记

 

■崔琦很容易迷失在自己的语言方阵里,有时要隔上一段时间才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词句

从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出发,列车在新泽西州秋天的原野上从容前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停靠在一个简朴异常的乡间小站。月台上的文字标记告诉我,我已经来到了美国物理学研究的学术重镇——普林斯顿。

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我就找到了崔琦日常办公的电子物理系大楼。早在来美国之前,崔琦就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他已经为这次采访提前预订了一间会议室,这一“特殊待遇”曾经让报社的同事们兴奋不已。

“欢迎,欢迎!”身穿蓝色便装裤、上身套一件薄毛衣的崔琦伸过来的手有些冰凉,这个细节让我感觉崔琦的身体状况不佳,这一猜测后来得到了崔琦本人的证实。但物理学是一个需要自由想象空间的学科,大脑纵横恣肆的思辩张力显然有助于克服体能的不足,就像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完全可以坐在轮椅上,沉浸于自己的时间黑洞一样。

从12岁起离开老家赴香港读书,然后再到美国,现年62岁的崔琦实际上与自己的河南宝丰县老家早已渐行渐远,恍若隔世,只有他说话时低沉的河南口音仍然透露出自己的来时路。从纯粹的新闻角度而言,崔琦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采访的对象,因为他不是一个习惯于在媒体镜头前腾挪自如的人,他的个性极为谦和,举止间流露出老派中国绅士的雍容气质。经过在新泽西小镇上将近20年的平淡生活,62岁的崔琦面如满月,几乎看不到岁月留下的痕迹,只有细长的手指和略显苍白的肤色暗示,这是一个终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仔细研究崔琦的叙事风格之后就会发现,崔琦很容易迷失在自己的语言方阵里,有时要隔上一段时间才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词句,这也揭示出物理学家与娱乐明星之间的巨大鸿沟。

 

■“杨振宁、李政道是我的Role Model(角色模型)”

 

崔琦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是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虽然崔琦直率地告诉我,他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应用。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时代里,技术革命一直主宰着社会的进步,而基础科学的研究往往要先行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崔琦是一位沉迷于物理实验的学术人,商业与金钱的气息常常令他感到心烦意乱。1982年,也就是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不久,崔琦就决定离开贝尔实验室,前往美国现代物理学的重镇——普林斯顿,理由是“做实验又有何难?作研究报告才烦人呢”!

崔琦把自己之所以成为物理学者部分归结于两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的“角色模型”效应。作为华裔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的先驱,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在1957年,这一点显然对包括崔琦在内的整整一代华裔青年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正因为如此,当青年时代的崔琦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他心里明白,杨振宁和李政道正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

很显然,杨振宁、李政道当年并不仅仅是开了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先河,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由此所产生的“角色模型”效应,而正是这一效应使朱棣文、崔琦在数十年后走上了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我们可以相信,崔琦的获奖决不会是华裔科学家的最后一次,而一定是预示着更为庞大的华裔科学家群体即将浮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崔琦对于全体华裔科学家的意义就在于,他今后将更多地扮演守望者的角色,直到下一位华裔科学家登上斯德哥尔摩的奖台。

崔琦

 

对话

 

记者:您在1982年发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无疑是相当陌生而又艰深的,您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向公众介绍一下您的发现?

崔琦: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电线是传电的,半导体也是传电的,电子的发现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因此可以说我们对电子的有关知识已经掌握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我们对单个电子的物理规律也了解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对数以十亿计的电子的物理规律仍缺乏了解,特别是对它们在一些极端环境下的规律不很清楚。我所说的极端环境,是指很低的温度或很强的磁场等等。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就是指在超低温和超强磁场环境下,大量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并且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

记者:那么您的这一发现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在某些领域得到实际应用?

崔琦:目前这一发现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因为物理学这门学科通常都是先找规律,然后再讲应用,甚至将来是否应用也不一定(笑)。

记者:做科学研究往往需要付出多年的心血,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您一直从事物理领域的基础研究?

崔琦:我想如果你觉得做一件工作很有兴趣,你就会觉得有意思,而且工作也就变得简单了。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我中学念书是在香港,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一般家长都希望你学工,因为学了工以后才有前途。那时候没前途真是没前途,因为不光是吃饭,什么都会成问题。现在不同了,机会很多,所以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稍稍照顾到自己的兴趣。

记者: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比方说您自己的子女,您是怎么要求他们的?

崔琦: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一个是医生,一个在读历史。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学,不一定要有什么固定的轨道去走。

记者:我听说您有时在讲课时会引用一些中国经典古籍中的文句,您觉得中国古老的文化对您在物理学前沿的研究有帮助吗?

崔琦:(笑)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具体到怎样帮助我的研究比较难讲,因为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因为发现上的幸运,而另一方面的幸运则是来自我的经历,如我在中国出生、香港念书等等。

记者:您当年是如何得知自己获奖消息的?

崔琦:诺贝尔奖的评选通常是他们(指瑞典方面)决定的,这边的时间大概是早晨很早的时间,他们会打电话过来通知。但我得知自己获奖的时间是非常晚的,因为那天早晨我陪着太太到医院去看医生,他们打电话来找不到我,等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

记者:您觉得获得诺贝尔奖对科学家尤其是对您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崔琦: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对我自己来讲,我个人体力有限。一方面还是像以前那样上课、带学生,另一方面,有时候感觉自己对社会有点用,比如现在我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笑)。

记者:您目前的日常工作是如何安排的?

崔琦:我早晨一般是在大概10点钟左右来学校,然后有时上课,有时和学生在一起,晚上有时候回家会晚一两个小时。

记者:您现在有没有计划再回中国看看?

崔琦:我实际上一共去过两次北京,一次是在1979年,一次是在1984年,主要都是些交流项目。我很想有这样的机会再回中国看看,但是我对长途旅行比较担心。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长途旅行没问题,但是自己现在身体不大好,对长途旅行的反应比较大。

记者:根据您多年来的研究和经验,您觉得一个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取得成功?

崔琦:我想做科学研究和做其他工作是差不多的,首先要对自己的工作或研究有兴趣,要用自己的心力去做事情。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永远不会厌倦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对我个人来说,做研究就像是一种宗教上的“感召(Calling)”,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对社会、对人群有点贡献的事情。我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感觉这种问题,比如说一个医生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但是自己却没办法做到。但实际上看得广泛一点的话,社会的进展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各方面共同进步之后,整个人群的福利才能改善。

记者:对于中国年轻一代,您觉得自己的人生经验有什么可以分享?

崔琦:我个人比较相信“信”、“望”、“爱”三个字,也就是说要有信心、有爱心、有希望。我愿意告诉年轻人的是,要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做事情。我特别想强调,我们中国在农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要脚踏实地地做事,如果是做像我这样研究的,特别要自己领悟出每一个物理规律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光背或抄别人的。不能因为哪位名人说过或做过,就跟着照做,要自己去了解。我们以前传统文化比较注重背诵,我们100年前的考试都是八股文,做诗也是按照格式填进去,自己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我想一方面需要我们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崔琦:来自诺贝尔奖得主的启示

 

崔琦

《求知乐——崔琦教授的诺贝尔奖之路》不是一般的传记,它是崔琦的亲人、老师、同学、同事或者老乡写的回忆,合计有近40篇文章。这种形式的传记,没有什么系统性,但是也有非同一般的特色。每一位撰写的人写的都是让他最感动、记忆最深刻的内容,所以看起来会有特别亲切的感受。而且,每一个人写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给人的感受就丰富多彩。

二姐崔珂的《舍弟崔琦往事》给人的震撼非同一般。崔琦出生于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河南省西部的宝丰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母亲家倒是书香门第,但是外祖父却坚决不让女孩子读书,结果父母都没有文化。在六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中,崔琦是唯一一位不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学者,不像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那样家庭条件优越。而且,在1947年他的家乡解放以后,虽然家里除了两间破草房、十几亩地和一头小毛驴再没有其他什么,但是他们家却被划为“富农”。有一次由于父亲说话不小心,干部决定批斗他的父亲,小小的崔琦不服气,居然代替父亲出现在批斗会上,为父亲申辩。母亲感到这样下去,儿子的前途堪可忧虑,于是毅然让独生子离开家乡,到香港求学。看到这儿,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如果当时妈妈舍不得让儿子离开家乡,华人里肯定就会少了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而崔琦此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崔琦是因为“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的教授。一个工程系的教授居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真是少见的事情。普林斯顿工程与应用学院的院长韦潜光教授对记者说:“虽然我们以前一直都认为,工程学研究者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然而崔琦获奖改变了我的想法。”

由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设想,崔琦教授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定有非同一般的努力。崔琦最喜欢的格言之一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1999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就成才问题与大学生们进行交流时,崔琦语重心长地说,自己教书30年来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在中国长大的理科学生,他们往往缺乏自信,而且往往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收获才去做。相反,欧洲学生具有冒险精神,只要认为很有意思、很好、很有挑战性,就会踏踏实实地去做。在演讲后与学生交谈中,大学生们最想从这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口中得到一条成功的“捷径”,然而,崔琦教授从始到终的回答都是“坚持”两个字。难怪崔琦的同学卢逐现先生在《求知乐》一诗中赞美崔琦说:“不讲钱财名与利,一心一意为求真”、“默默耕耘在贝尔,一举成名知四方”。

崔琦的朋友潘国驹先生在《出席1998年诺贝尔颁奖盛典有感》一文中的一段话也颇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崔琦教授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学者,他处处体现出传统的中国读书人的谦虚、踏实以及好学的作风,完全没有美国和西方那些‘以我为中心’以及急功好利的态度,的确是我们年轻朋友学习的榜样。……了解如何吸收东西方文化的优点,扬弃东西方文化的弱点,是一个很复杂又同时很迫切的问题,值得我们深一步探讨。”恰好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奖授予印度学者森教授,森教授在诺贝尔演讲中重点讲了印度文化对他的熏陶及影响,特别强调他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印度文化对他的启迪。由此潘国驹先生认为:“从崔琦和森教授经验中归纳出一个道理:即有良好东方文化基础的学者,再加上善于利用西方的学术环境以及研究方法,很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学术成就。”

崔琦的导师斯塔克也说:“你的科学生涯创造了一个新的典范,这一个典范是你对你早年在中国所受教育恩典的丰厚回报。”斯塔克这样说,一定是他深有感受!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的故事

 

崔琦

去年年底,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崔琦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来京作学术交流。他在参观访问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时,所长王恩哥代表物理所正式授予崔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讲座教授”荣誉称号,并商定设立“崔琦讲座”,即每年请崔琦教授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或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在物理所进行短期访问和学术交流,同时对物理所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估。崔琦教授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荣誉,并表示今后会更加关心物理所的发展,为培养一批杰出的中国青年物理人才尽更大努力。

崔琦院士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的第六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从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儿子奋斗成长为摘取世界科学殿堂最高荣誉桂冠的科学家,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体华人的骄傲。下面讲述的就是有关他的故事。

 

少年时代的崔琦

 

1939年的中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位于中原大地的河南宝丰县更是民不聊生。就在这一年的2月28日,崔琦出生在范庄一间用砖石和土坯建造的农舍里。

崔琦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崔颖(后改名慧秋)、崔珂、崔璐。崔琦的父亲是一个耿直方正、不爱言语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双贤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深明事理,为人和善,是远近有名的贤妻良母。

崔琦出生时母亲已41岁,父亲45岁。那时的人崇奉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老年得子给崔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母亲也没娇惯这惟一的儿子,崔琦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施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牛、毛驴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小树林里捡柴火。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

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崔琦7岁那年的夏天,村里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另外几个孩子偷了她地里的甜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他一状。母亲听了生气地问:“驴儿(崔琦的小名),你偷人家的瓜啦?”崔琦看了一眼告状的老太太没搭腔。母亲说:“去,院里跪着!”崔琦便顺从地直直跪在那儿。跪了好一阵,一位邻居来串门,证实崔琦并没有偷瓜,是那家认错人了,王双贤这才喊儿子站起来。母亲心痛地问他刚才为什么不辩解,崔琦喃喃地说:“当时您正在气头上,大娘又在旁边,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俺毕竟跟几个偷瓜的娃儿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省得惹您生气。”母亲一把把儿子搂到怀里,眼里淌下了热泪……

1949年,崔琦从新玉镇(该镇解放后撤销)高皇庙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他便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范寨小学当代课教师,还时不时帮村里写写材料。一次村里丈量土地,村长叫他去帮忙。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可崔琦是只看不记,量地的人喊:“琦,你记了没有?”崔琦说:“你只管量吧,俺心里搁着呢。”等几块地量完了,各块地的亩数他一一准确地报了出来。听说这事后,村里的老会计不信,专门找了一块近似于三角形的“一杆旗”地让他算。等各个边的数据刚量出,崔琦就说出了这块地的亩数。那位老会计反复算了多遍,与崔琦报的亩数分毫不差,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道:“这个娃今后肯定有出息。”

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王双贤毅然决定让12岁的崔琦投靠于前两年去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母亲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崔琦

 

青年时代的崔琦

 

崔琦到香港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一要学说广东话,二要学习英文。三姐便让他先在荃湾小学重读六年级。刚开始时,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及生活拮据等原因,崔琦异常孤独、苦闷,强烈思念在家乡的父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渐渐地崔琦的一颗浮动的心才平静下来。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崔琦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学。该校是当时即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广州培正中学的分校,教学质量堪称一流。著名的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萧荫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等都毕业于该校。正是在这里崔琦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当时崔琦与三姐一起住在九龙新界沙田,学校位于何文田,虽然不算太远,但也有好几站路的距离。为了节省车费,除下大雨、刮台风外,他都坚持步行上学。中午常常是只干啃两个面包,从不舍得买饮料喝。即使是这样省吃俭用,两个姐姐支付他的生活费已觉吃力,再支付昂贵的学费实难承受,解决学费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崔琦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靠加倍的努力学习,争取年年拿到奖学金。功夫不负有心人,崔琦在培正中学的6年时间里,每年学习成绩都名列全年级160多位同学的前茅,每年都能获得奖学金。再加上每年老师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他的学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崔琦虽然为人谦虚、憨厚,但当时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因而也有顽皮的一面。上初中二年级时,他最喜欢偷偷给老师起“花名”(即外号)。他与一个叫王世荣的同学一起几乎给每个教过他们的老师都起了“花名”——管历史老师叫“木头”,管化学老师叫“H2O”……以至于1999年崔琦重返阔别40年的母校,与王世荣相见,两人提及历史老师时只记得他的“花名”,而一时竟想不起他的本名。最能显现崔琦顽皮的一件事是他去荃湾荔枝园偷荔枝。那是崔琦读初三时的三月末。上午下课后,他和几个同学潜入离学校不远的荔枝园,趁园主宋伯正在睡午觉,摘了满满几大书包的荔枝。正当他们摘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宋伯醒来发现了他们,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其中一个同学还把书包给跑掉了……

1957年夏天,崔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翌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斯州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那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但此时的崔琦已养就了沉稳、坚韧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努力向上,各科成绩均为A。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挪威裔美国学生琳达。1961年崔琦从学院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在芝加哥大学崔琦荣幸地成为史达克教授的弟子。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以及物理本身广博的奥妙,使崔琦对物理学着了迷,从此他在物理学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不辍。

在大学里,崔琦是个体育、文娱活跃分子。他矫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他还拿过泳赛的名次;在学校组织的联欢会上,他表演过独唱,并担任过乐队的指挥。有同学特意为崔琦填词写照:“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

说来是缘分,琳达这时也考入了芝加哥大学。两人的再次重逢,崔琦横溢的才华,终于使身高近一米七的琳达坠入爱河,并很快与崔琦结为丝萝。

崔琦

 

家里的崔琦

 

1982年崔琦辞去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到名列美国最佳大学榜首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家就安置在离学校不远的小镇上。

在家里,崔琦既是好丈夫也是好父亲。他与琳达结婚四十来年,虽说不上每天举案齐眉,但从未红过脸吵过架,而且对爱妻言出必听,百依百顺。1984年盛夏,崔琦携琳达来中国,到笔者家中小坐。笔者的爱人用冰镇西瓜招待他们。由于西瓜太大,我们四个人怎么努力吃,也还是剩下两块吃不下了。崔琦刚要站起身来去擦手,琳达示意他一定要把剩下的两块瓜吃完。崔琦说实在太撑了,不吃了。琳达却执意让他吃,并连连说,don'twaste(不要浪费)!在我们的一片笑声中,崔琦硬是把那两块西瓜都吃了。边吃还边调侃道:“我在家里向来都是服从命令的。”

崔琦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大熙,小的叫大可。他对她们的教育可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教她们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即要有信心、有爱心、有理想;有所不为———不干涉她们的趣向、志愿和爱好。但有一点崔琦对两个女儿的要求是坚决的:必须学习汉语,会讲简单的中国话。为此,大女儿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期间曾到武汉大学留学一年,小女儿就读医学院时利用暑假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进修班学习了两个月。

崔琦年轻时兴趣广泛,随着年龄的增大,加之心脏不太好,每天工作之余就是散散步,有时打打太极拳,然后就是捧上厚厚一沓报纸,饶有兴趣地浏览,不论是政治、科技、教育,还是经济、艺术、体育,都不放过。边看还喜欢边听音乐。崔琦在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风趣地说:“我什么新闻都喜欢看,什么音乐都喜欢听,却不见得都看得懂听得懂。”也许正是因为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才使他思维活跃,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而这正是一位能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所必备的。

崔琦將諾貝爾獎章贈與母校

 

求知乐:崔琦教授与诺贝尔奖

 

在199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又有一名华裔科学家获此殊荣,他就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律文之后的第六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崔琦.

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的一个乡村.由于贫困,乡中连一间校舍也没有,崔琦只有接受私塾中的四书、五经教育. 不久,他便随大姐来到香港直接进入六年级学习.在香港,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一是学说广东话,二是学好英文.后来,他进入培正中学就读,这使他的英文进步很快,因为这是一所双语并用的学校,课本用中文,授课用英语或是名词中英对照,这种教学方式使崔琦受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认为:华人研读科学应该中英文交错使用,才可兼容并蓄,收到真正学习之效.他说,只懂得中文会令科学家无法追读最新的科研报告,而完全放弃中文却是舍本逐末.

1958年, 19岁的崔琦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奥古斯塔纳学院学习,那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由于青少年的崔琦在从河南辗转到香港,又从香港到美国的历程中,克服了种种挫折和困难,培养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努力向上,以优异的成绩从学院毕业.

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又来到芝加哥大学师从史达克教授,在这里,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及物理学广博的奥妙,使崔琦对物理学产生了特别的喜好,并开始对物理学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当他圆满完成这里的学业后,又前往贝尔研究室跟随罗威尔教授学习研究,这里的物理实验更使他趣味盎然,并决心投身于物理学的研究与探索.

崔琦一方面治学严谨、专心致志,对自己钟爱的物理学研究事业非常投入,他喜爱做物理实验,需要时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时为了实验研究的需要,他可不惜四处奔波,走遍波士顿及佛罗里达 州,找个强力磁场以进行他的“量子液体实验”,并且工作时很少理会身旁其它事情,以致他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效率.在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两年,他便于1984年和另外两位应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赢得“美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头衔及巴克利物理大奖.而另一方面,崔琦又是一个很具幽默感、很随和的人,他常视物理实验如玩游戏,他说,能随心所欲设计新模型,能制造一个个用钱都买不到的新产品,那种满足感难以形容,做实验又有何难?“做研究报告才烦人呢!”.在研究中遇到困难时,他也会说:“外面天气很好,到外面玩玩再回来,不要压着自己钻进牛角尖,松弛一下,将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次他与另两位科学家因发现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崔琦却微笑说:“我还没有资格去提如何应用这个新理论.但它是客观存在的,量子物理的电子有其新的特性.”

此外,崔琦还是一个兴趣广泛、全面发展的人.他对很多事物均感兴趣.当年,他不仅物理、生物、化学、中英文等学科成绩都特别好,而且他还喜爱打篮球和唱歌.大学毕业时,有同学对崔琦如下评价:“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徐,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他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周末数小时的阅报,从不间断,无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艺术、体育,他都不放过.崔琦因此还幽默地说:自己什么新闻都爱看,但不是所有的都看得懂.也正是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使他思维活跃,脑中经常涌现新想法,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

从一个贫穷乡间的普通孩子成长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的成功是华人的骄傲,崔琦的成才经验和全面素质培养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崔琦看到第一套“福娃”邮票笑逐颜开

 

从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所想到的

 

1998年10月13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不仅是华人高兴的消息,也使人们想到为什么华裔多次在物理学获奖、华裔得奖者的生活和教育经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先把六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代列在这里。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九七六年丁肇中,一九八六年,李远哲,一九九七年,朱棣文,一九九八年崔琦。也就是说,从五十年代起,华裔基本上是平均十年获一次奖。其中,除李远哲是化学奖外,其他都是物理奖。

我们再来依各位的年龄看一下他们的简历。杨振宁生于1922年,父亲留学美国,后长期任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杨振宁1942年大学毕业于西南联大,跟吴大猷做过毕业论文,再在清华跟王竹溪做过研究生后于1944年获硕士。46至4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跟有“氢弹之父”之称的特勒(Edward Teller)获博士,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做的研究得1957年物理奖。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一商人家庭,1943年中学毕业于江西赣州,入浙江大学后并入西南联大。46年赴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有短期工作,195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做助理教授,56年29岁时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正教授,57年李政道31岁获奖时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

丁肇中生于1936年,父母都是中国的教授,后在台湾念书,1956赴美,在密执安大学读完大学和研究生,62年获博士。以后欧美来回多次,再在麻省理工学院呆下。

李远哲也是1936年生,不过是在台湾新竹。55至59年念台湾大学,59年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做硕士论文,62至65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念博士,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1968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助理教授,73年成为正教授,74年后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

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1957年毕业于香港培正中学,以后留学美国,1967年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此后先到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至今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在最年轻的是1948年出生的朱棣文。他的父亲也是中国留学出来的物理学家,当时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任教,朱棣文因此出生在圣路易斯市。他在罗砌斯特大学毕业后,1976年从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博士,以后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1990年起为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的教授,他的哥哥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六个人的简历,反映了中国科学教育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二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可以在四十年代以前在中国大陆完成大学教育,然后赴美留学,在名校受研究生训练,任教、从事研究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只有在香港和台湾受大学教育者还可以走这一条路,对于在中国大陆受大学教育者来说,这条路到七十年代末才重现,八十年代中以后才恢复到四十年代以前的开放程度。这中间,就从简单统计来看,说中国大陆的应该有的人才数量是港台的几倍也不夸张,这样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只是保持三、四十年代中国科学教育发展已有的势头,也可以预计和丁肇中、李远哲、崔琦同代的人中应该有相应倍数的从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样说不光是为那些本来可以作出更大科学贡献的科学家而惋惜,也不难由此推想有多少杰出科学人才在中国大陆丧失了受到理想的教育、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根据杨振宁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回忆,中国政府在1957、1960和1962年三次让他的父亲、数学家杨克纯(武之)(1928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赴日内瓦见杨振宁,其中后两次明显是中国希望劝说杨振宁回国。人们也会觉得奇怪,一方面,去争取已经在国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回国,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实际是使中国国内相当多有科学才能的人得不到发挥,也是顺带保证中国自己国内已有人才不能得诺贝尔奖。在美国生的朱棣文得奖象征美国华侨家庭早已脱离做苦工,而进入华裔本就有传统兴趣的教育文化领域。

崔琦全家福(左一:琳达;左二:崔大可;左三:崔大熙)

华裔得物理奖多,现在已经清楚不是偶然的。中国科学发展中,早年投入物理的有很多优秀人才,中国的物理学教育和研究梯队,一直是中国科学技术界最好的一个。我们这里从科学家出生年代来看早期的中国物理学家,可以发现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背景。四位公认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是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和吴有训。

其中,北京和南开大学的饶毓泰是1891生,192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南开大学的胡刚复是1892年生,1918年哈佛大学博士,先在清华后在中国科学院的吴有训是1897年生,1926年芝加哥大学博士,清华和北京大学的叶企孙是1898生,1923年哈佛大学博士。这里只列学位来源,并不是我认为名校就一定确定个人成就,但是不可否认,名校出身的人中,总的来说作出好的工作的人的数量要多。而且不是同一专业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具体研究工作水平,而学位来源可以比较简单地显示科学人员的起点。

以后回中国的物理学家中,有严济慈(1901生,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的磁学专家施汝为(1901生,1934年耶鲁大学博士),清华和北京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1911生,1938年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1913生,受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后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胡宁(1916生,1943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高能物理学家李正武(1916生,1951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1920生,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学家戴传曾(1921生,195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中国核武器发展功臣邓稼先(1924生,1950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和朱光亚(1924生,1950年密执安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声学家魏荣爵(195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

以上这个表并不全,比如笔者一时查不清准确年代的赵忠尧、王淦昌、吴大猷、彭恒武、周培源等。但是这个不全的表已经可以显示中国物理学界在五十年代以前一代一代有整齐的梯队。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物理学界一部分因为核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使一批新的杰出人才成长起来,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学家于敏(1926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理论和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1929生,1951年大学毕业于清华,以后为清华和北大研究生),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理论和计算物理学家郝柏林(1934生,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和苏联科学院研究生)。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大陆在物理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在五十年代后受负面影响时间较长。

因为中国物理科学界的优秀传统,当社会一旦允许后,中国物理学的研究也是恢复的快的一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物理学研究人员有不少论文发表于世界最好的物理杂志如《物理评论》(Physics Review)和《物理评论快报》(Physics Review Letters)。而相应的,在生命科学的三大杂志《细胞》(Cell)、《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里,人们很少能看到从中国大陆做的研究工作。这并不是说华裔在生命科学领域不行。实际上,中国在生命科学是有一些杰出科学家的,但是,梯队发展晚一些,以后又错过了五十年代开始的生命科学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后面赶起来也就难些。而物理学的大框架在四十年代以前就已形成,这也是对中国物理学的一个幸运的巧合。另,早期华裔对生命科学领域兴趣不如对物理科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难了解美籍华裔中虽然有几位三至四十年代出生的科学家是作出了可以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工作的,但是因为年代关系,这些人都是在香港、台湾来美,或美国出生的,他们包括香港出的遗传学家、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简悦威(Y. W. Kan),和钱学森留在美国的表弟的儿子、圣迭哥加州大学的钱永健(Roger Tsien)。钱永健得化学奖,因为是发明化学分子可以用来染细胞内的钙离子等。

崔琦榮獲瑞典國王頒授諾貝爾物理獎

华裔物理学家得奖,对中国科学发展有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杨振宁和李政道1957年得奖,使华裔在百年自卑中重新得到自信心。特别因为他们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形成的科学中取得成就,使得华裔不再怀疑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华裔智力上有问题。华裔得奖也常常直接使一些青少年投身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得奖华裔科学家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对外交流有直接和间接推动。

同时,华裔得奖科学家也为中国科学起了质量监督的作用,这一点少为认识到。中国物理学较少出伪劣科学家,在一方面是本身梯队强,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设想伪劣科学工作者可能不敢随意出头,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公众都熟悉的优秀科学家所指出。而对比起来,没有华裔得诺贝尔奖的领域,因为公众无法熟悉到最好的科学家,就有机会容易产生伪劣“科学家”。

我们还是可以来看生命科学领域。这里,六、七十年代以前,在中国国内非良好的环境下生存和工作的好的华裔科学家可能多于在海外的。虽然当时加州大学的李卓皓已经做出诺贝尔奖级的研究。七、八十年代以后,旅美华裔在生命科学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数才明显多于在国内的。但是,因为他们不为中国公众所知,所以难以起到质量控制作用。

一个例子是,七十年代初,中国大肆报道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牛任职于美国费城一所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记清名字的学校(Temple University)。他发表与中国的童第周合作的“发现”:用RNA注射能使鱼的尾巴产生可遗传的变化,这也是号称可以用RNA做转基因动物,而且他们用的RNA是胚胎所来的多种RNA混合物。他们的文章发在《中国科学》,迄今无人重复。实际上以前美国哈佛大学的W. Gilbert到中国指出那些工作的不可信性,但无济于事。当牛氏多次为国家最高领导接见时,人们现在难以设想,那时中国国内有真才实学的生命科学家到底是怎么感觉的,是觉得自己受了压抑,还是国家受了愚弄。这种缺乏质量控制的情况到现在也还是没有解决。一影响大的不良现象出现在生命科学界,而不是出在物理科学界,也许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这种问题的长期存在,是与生命科学界华裔还没有正式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定的关系。这里重复一下:华裔没有的是正式得奖者,做出得奖水平工作的华裔生命科学家已经有了,也不难预计有一些年轻人今后会做出得奖工作。但是,这与物理学已经多次得奖是有时间差距的。从年代统计数字的回顾,再看过去二十年中国大陆的变化,我们最好的期望是代表科学发展的一个侧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今后在华裔是会更多的。一方面,往后看,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大陆二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没有被中断接受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最好教育的机会的话,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可能早已不是屈指可数的情况了。另一方面,往前看,我们可以预计,再过二至四十年,华裔得诺贝尔奖在中文媒体也许会象现在美国一样,难以被本学科以外的人记清了。

崔琦与夫人琳达及两个女儿大熙、大可

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本土做的研究什么时候可以得诺贝尔奖,因为这不仅是某个工作的水平,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中国国内整个科学水平所决定。八十年代以后出国潮与以前很大的不同是,大批的中国科学人才旅居海外。比较起来,二十至四十年代留学人员多数回中国了,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最好人才虽然受影响,但却都还在中国。而八十年代以后出国者中,最好的人才回国的很有限,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崔琦心系故乡教育设立奖学金

 

河南宝丰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心系家乡教育事业,此间出资兴建宝丰崔琦希望小学,在郑州大学设立设立奖学金。

崔琦先生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县,五十年代到香港接受教育,随后到美国继续深造,1982年至今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9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目前,他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崔琦先生非常关心祖国,经常与中国学生谈论祖国的发展情况。

崔琦先生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捐献35万元人民币在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建立一所希望小学,并捐赠钢琴一台和24台电脑;从去年,崔琦先生委托亲属以其姐姐黄崔珂女士的名义设立奖学金,资助郑州大学品学兼优的宝丰籍贫困生,藉此报答养育之恩和家乡父老的厚爱,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崔琦希望小学已经投入使用, 216名学生告别破旧校舍搬进新校舍。如今,学生坐在由崔琦先生捐赠的24台电脑上,学习电脑知识,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乐趣。此外,按照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等原则,郑州大学在全校宝丰籍学生中进行遴选,最终该校土木工程学院2008级学生刘书光获得5000元人民币资助。

 

物理学大师崔琦:得诺贝尔奖不必太认真

崔琦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时留影

 

崔琦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传到美国,使这里的华裔都感到异常骄傲,中文媒体争先恐后希望获得对崔琦的独家采访权。一批记者干脆驱车赶到普林斯顿大学,却找不到崔琦的影子。此时此刻,他正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一项血液化验。近来,他的心脏一直不太好,伴有心律不齐的问题。10月13日,在为崔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学校工学院院长韦潜光教授说,今年4月,崔琦获得了物理界仅次于诺贝尔的富兰克林奖,很多同行认为,今年他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历史上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是在获得富兰克林奖之后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具有戏剧性的是,崔琦今天的寓所与爱因斯坦故居相隔咫尺,看来这个地方的确是块风水宝地。

 

母亲很有远见

 

崔琦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非常幸运,能够从事一项叫做‘研究’的工作,这项工作既好玩、又有趣,既富挑战性,还能挣到钱。”他还说,对这件事“不必太认真”,显示出这个华裔学者淡泊名利的坦荡胸怀。

崔琦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宝丰县。10岁时,母亲坚持要他离开河南乡下到外地受教育,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别人眼里徒劳无功的事,崔琦偏偏感兴趣,总要亲自实验眼见为实,强烈的求知欲和不随大流的个性,使他在物理学有了突破性发现,引导量子物理迈入新领域。崔琦说:“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会看,不会写,却坚持要我上学。”

崔琦的姐姐崔珂称,他们一家姐弟四人,崔琦是家中老么。1949年,她们三姐妹首先到了香港,1951年才把12岁的崔琦接到香港读书。远离父母的姐弟四人在香港一无所有,崔琦完全靠奖学金读完中学。聪颖的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读书非常用功,每门功课都很优秀,195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美国全额资助,来到伊利诺伊州的奥古斯塔学院学习数学专业。毕业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其后进入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后来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执教至今。

崔琦重訪母校

 

干脆不学电脑

 

1958年,19岁的崔琦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就读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在这里他结识了挪威裔的琳达,但两人并未共筑爱巢。直到两人到芝加哥大学时再次重逢,才开始了他们的爱情之旅。崔琦说: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琳达回忆说:崔琦思想有深度,很具幽默感。她还说:“与我交往也反映崔琦不因袭传统的个性,在那个年代,异国婚姻是极不寻常的。”

琳达说,崔琦每个周末最大的享受就是捧着厚厚的一叠《纽约时报》,从政治、经济、科技到艺术,尽情读上几小时。崔琦幽默地说:“什么新闻都爱看,可不见得什么都看得懂。”崔琦还喜欢太极拳和游泳等运动。

虽然崔琦得到了学术的最高荣誉,他却不会使用电脑,收发电子邮件全靠秘书帮忙,他设计仪器、制作图表,全靠自己一笔一画完成。崔琦认为现在的电脑实在变得太快,他没有太多时间不断学习新的电脑技术,干脆不学电脑,宁愿多花些时间在研究工作上。

 

得奖众望所归

 

崔琦至今没有回过故乡,大女儿说:“父亲少小离家,原以为是短暂片刻,未料到却是与祖父母生离死别,至今他仍存有复杂的悲伤情结,不忍再访故里而触景生情。”

对于崔琦获今年诺贝尔物理奖,一位在斯坦福大学执教的教授说:崔琦的学术成就早已是诺贝尔标准,且被提名许多次,几次擦肩而过,今年终于是众望所归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袁家骝表示,很高兴崔琦获此殊荣,为中华民族争光;华裔接二连三获奖,为人类科学作出特殊贡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李政道博士说,崔琦获奖不仅在物理学新发现及应用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更为华人在世界学术地位的提高作出了贡献。

广州培正同学会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崔琦1939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已入美国籍,196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198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于1984年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奥列佛·伯克利奖,1998年还获得了世界著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

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人罗伯特·B·劳克林、德国人霍斯特·施托默和美籍华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电子在强磁场中的分数量子化的霍尔效应。这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皇家科学院的公报说,施托默和崔琦1982年在利用超强磁场和低温做实验中发现了这种现象。一年之后,劳克林通过理论说明了上述两人的发现。这一发现对人们进一步认识物质的普遍的结构和性质有着重要意义。三位科学家的贡献使得人们对量子物理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促进了现代物理学新的重要理论概念的发展。

广州培正中学正门

1998年12月,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谈了治学为人之道,崔琦认为,“获得成功,要有一定的运气和时机,但勤奋是基础。”他说,他每年都要带二三十个研究生,他们都很刻苦,往往把别人花在舞会上的时间花在了实验室,周末不休息,一天工作10至12小时是常有的事。

一般人看来,学物理非常枯燥,不容易出成果,与学法律和商业的人相比,也挣不到大钱。但崔教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搞物理研究只要投入,就会趣味盎然,每当有新的发现,哪怕是很微小的发现,也会享受到无穷的乐趣。

崔琦还说,要想成功,千万不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常常鼓励学生们往前看,相信自己从事的是对人类有用的事业。”他说,“如果只为一日三餐,并不需要去做研究,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便可达到目的。做学问可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能对别人有用。”

崔琦指出,在相信自己的同时,还要相信别人。只有向别人敞开你的胸怀,才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做到这一点对于远离故土到异国他乡求学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要承受比别人更大的压力,如果不能与周围的人接近,很容易陷入孤立。

崔琦谈到他的那些来自中国名牌大学的一流学生时说,“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我告诉他们,做学问可不是做作业,那只是重复前人做过的事。”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在旷野或森林中寻找回家的路一样,需要有开创性的探索精神。

崔琦喜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格言,而他获诺贝尔奖,却是多年心血耕耘换得的大丰收,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这一收获,崔教授淡淡地一笑并不直接作答,他说他将与往常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他的书,埋头于物理学研究,因为那是一个令他感到其乐无穷的世界。

 

崔琦:从农家子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教授的眼泪

除了特别庄重的场合,永远是穿一件衬衣,不打领带,配一条蓝色的裤子,天凉时外加一件深色的毛衣;说起话来轻声慢语,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见到他的人很难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奖得主这些显赫的桂冠联系在一起——他就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的第六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崔琦。

 

从农家娃到诺奖得主

 

1939年2月28日,崔琦出生在河南宝丰县范庄一间用砖石和土坯建造的农舍里。

崔琦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崔颖(后改名慧秋)、崔珂、崔璐。崔琦出生时母亲王双贤已41岁,父亲崔长生已45岁。老年得子给崔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但虽然目不识丁却深明事理的母亲没有娇惯这惟一的儿子。崔琦6岁时上学,第一天说什么都不肯去,先推说肚子痛,继而又说头痛,母亲不为所动,严厉督责,崔琦只好从命。正是母亲的严格要求,崔琦从那以后到六年级风雨无阻,努力学习,门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放假期间母亲就让他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施肥、锄地、浇水;农闲时给家里的牛、毛驴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小树林里捡柴火。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一事无成。

1949年,崔琦从高隍庙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他便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范寨小学当代课教师。由于个头小,每次板书时够不着黑板上半部,只能在下半部写写画画。一次村里丈量土地,村长叫他去帮忙。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可崔琦是只看不记,量地的人喊:“驴儿(崔琦的小名),你记了没有?”崔琦说:“你只管量吧,俺心里搁着呢。”等几块地量完了,各块地的亩数他一一准确地报了出来。听说这事后,村里的老会计不信,又重新算了一遍,结果与崔琦报的亩数分毫不差。

关于这段略带传奇色彩的往事,笔者在去年9月崔琦与宝丰县领导在京会晤时得到了证实。当时在饭桌上,王淑敏副书记问崔琦先生:“您的儿时伙伴回忆说,当年量地,村里让您去帮忙,您很快把每块儿地的面积都算出来了,又快又准。是这样吗?”闻此,崔先生开怀笑了:“那时我就会打算盘,所以会干那活儿。现在我还会打呢!”说完他便念起了珠算口诀,引得大家笑声满堂。

1951年,王双贤为了儿子长远前途计,毅然决定让12岁的崔琦远赴异乡,投靠于前两年去香港的姐姐以完成学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崔琦到香港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一要学说广东话,二要学习英文。三姐便让他重读六年级。刚开始时,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及生活拮据等原因,崔琦异常孤独、苦闷,强烈思念在家乡的父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家。母亲收到信后,请别人写信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渐渐地崔琦一颗浮动的心才安定下来。

诺贝尔奖颁奖现场盛况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崔琦考上了负有盛名,尤以自然学科强而著称的香港培正中学,但如何解决学费成了头等问题,因为两个姐姐都不富裕。崔琦暗下决心,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争取年年拿到奖学金。功夫不负有心人,崔琦在培正中学的6年时间里,每年学习成绩都名列全年级160多位同学的前茅,每年都获得了奖学金。再加上每年老师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他的学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培正中学是一所双语并用的学校,课本用中文,授课用英语或是名词中英对照,这种教学方式使崔琦英文进步很快,受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华人研读科学应该中英文交错使用,才可兼容并蓄,收到真正学习之效。只懂得中文会令科学家无法追读最新的科研报告,而完全放弃中文却是舍本逐末。

1957年夏,崔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翌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斯州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那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但此时的崔琦已养就了沉稳、坚韧的性格,他勤奋学习,积极上进,各科成绩均为A。

1961年崔琦从学院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在芝加哥大学崔琦荣幸地成为史达克教授的弟子。史达克教授风趣的教学以及物理本身广博的奥妙,使崔琦对物理学着了迷,从此他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1967年,崔琦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68年至1982年任美国贝尔实验室技术部研究员。1982年至今,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1984年,获得美国物理学会巴克利奖。1998年,获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

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新闻公报说:“1982年,史特默和崔琦在强磁场和低温的实验条件下,发现了新型的量子流体。一年之后,劳夫林便成功地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了解释。通过理论分析,他证明电子在强磁场条件下会凝聚成一种新的类似于超导体和液氦的量子流体,这种流体对于研究者来说极其重要,因为这样的量子流体的多种现象,可以使我们对物质的内部结构和物质动力学有深一步的理解。”公报强调说:“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仅使我们对量子力学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认识和了解,同时,还有助于物理学众多分支中许多理论上新的和重要的发展。”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上述三位科学家,崔琦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农村娃一夜而成为全球华人的骄傲。

求知乐:崔琦教授与诺贝尔奖

 

淡泊金钱地位 惟重亲情友情

 

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说,在她多年的采访生涯当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

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时问了一个诱导性问题:“如果当年你母亲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杨澜是想引导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命运就会很贫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亲就不会饿死。”崔琦的话给杨澜带来很大的震撼,她后来多次提起这个故事:“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当然算,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但在亲情和人伦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人格、尊严和爱,其实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笔者也曾在1998年的11月初电话采访过崔琦。我问:“您在得知荣获诺贝尔奖后是怎样一种心情?”他说:“我是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因为时差的关系,恐怕比你知道得还晚。不必把它看得太认真,生活依然继续,我也将像往常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埋头于物理学研究,因为那是一个令我感到其乐无穷的世界。生命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获奖是自己一生中遇到的许多美好事物中的一件,应心存感激。”这就是具有一颗平常心的崔琦!他在2003年11月北京友谊宾馆内再次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金钱、地位,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金钱就是能进入一间旧书店,看到一本旧书,可以买,不用问多少钱,那已算是很够了。惟一觉得最重要的是亲情、友情,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崔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0年,崔琦所在的村里搞土改。有一次,因为他父亲说话不慎得罪了上边,村里遂决定召开批斗会。年仅11岁的崔琦不顾一切后果,勇敢地上台为父亲申辩,句句说在理上,终于使父亲免受批斗之辱。

1962年深秋,芝加哥大学的咖啡间里,一位身高近一米七零、金发碧眼的白人女生问一位戴着皮帽,嘴里却在吃着冰淇淋的男生:“你是崔琦吗?”男生笑笑说:“是。”女生自我介绍道:“我叫琳达(Linda),前年也在奥古斯塔纳学院就读,那时你是高年班生,我是新生,我知道你,但我们没说过话……”这次邂逅,使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了爱河。但他们的恋爱却遭到各自家里人的反对,因为当时美国的法律规定:白种人不准与亚洲人结婚。这对恋人没有屈服于社会和家里的压力,一直热恋着,直到后来美国废除了这一种族歧视的法律,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同學致送紀念品

在家里,崔琦不仅是好丈夫也是好父亲。崔琦有两个女儿,大的叫艾琳(Aileen?熏中国名大熙),小的叫朱迪?穴Judy?熏中国名大可?雪。他对她们十分呵护、体贴,常常与她们一起研讨家庭作业,为她们把一句中国民间俗语千方百计地翻译成贴切的英文。一次,他与小女儿一起在庭院里数星星,数着数着女儿都快睡着了,他还依旧兴致勃勃。崔琦对女儿的教育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教她们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即要有信心、有爱心、有理想;有所不为——不干涉她们的趣向、志愿和爱好。但有一点崔琦对两个女儿的要求是坚决的:必须学习汉语,会讲简单的中国话。为此,大女儿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期间曾到武汉大学留学一年,小女儿就读医学院时利用暑假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进修班学习了两个月。艾琳对父亲的评价是:“我觉得他是个很体贴的人,我很欣赏他。美国典型的父亲都比较刚烈,但我爸爸不是这一类。”

崔琦对亲情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亲情不能言喻,不是整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亲情可能是大家坐在一起喝茶,可能是各自看不同的书,家庭培养出来的亲情,不能从其他地方找到。”

崔琦不仅注重亲情,而且对友情也看得很重。他有一句肺腑之言:“人生最快乐的事是能够看见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这里仅讲一个小故事,即可见一斑。1959年暑假,崔琦初三到高一的同班同学卢遂业到纽约昌巴街一个华人开的职业介绍所想找份工作,以挣点学费。他当时刚刚到纽约,两眼一摸黑。正当他坐在长椅上准备叫号时,忽然有人在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崔琦。异地相逢,俩人兴奋不已,在相互问长问短之后,崔琦悄声告诉卢在这里找工作的“秘诀”:据刚才自己一个多小时的观察,最受待见的是说台山话的老乡,其次是说广东话的,说普通话的再次,要是说英语基本上就没门了。于是俩人用广东话应聘,结果双双被录用。

大学毕业后,崔琦经常回香港与同学们相聚,或回忆上学时的顽皮,或畅谈今后的人生的理想,其乐融融。崔琦荣膺诺贝尔奖后,许多地方邀请他去演讲,他都一一婉拒,只应允参加培正中学举行的庆祝会。欧洲的一些同行抱怨他,你为什么不来我们这儿?崔琦说“我最不愿意旅行”,人家说不对啊,你到欧洲只飞6个小时,到香港要飞12个小时呢!崔琦笑答:“那不一样,我去香港就等于回家。家的意思未必是指一间屋,而是去到那里,就会有像中国人说的温情、温暖的感觉。”

香港培正中学附属幼儿园同学赠花与崔琦夫人

 

心系祖国

 

1979年盛夏,阔别家乡整整28年的崔琦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第一次回到了祖国。一切是那样的熟悉,一切又是那样的陌生。他在距北京大栅栏不远的一座平房里,探望了他的大姐夫王雪邨(大姐已于1970年病故)。他在大姐的遗像前深深鞠了三个躬,感慨地对大姐夫说:“当年我去香港就是从你们家走的,要不是你和大姐资助路费,恐怕我是……没想到,我姐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去了湖北‘五七’干校而病死他乡。”

家乡,这一本来使人倍感亲切的地方,却给崔琦带来了太多痛苦的记忆:旱灾、水灾、蝗灾、战乱;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被饿死;母亲在“文革”初期忧郁而亡;大姐在干校胃出血因得不到及时有力的抢救而去世……但这一切没有使崔琦失去对祖国的爱。他看到了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希望,看到了百业已显露出勃勃生机。他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说,只要你们需要,我愿意经常回来进行学术交流。

从此,崔琦每隔三五年都回祖国一趟。他详尽介绍国际上物理学的最新研究热点,建议中国开展二维电子系统物理和低维量子体系物理的研究,并积极推动《中美原子、分子和凝聚态物理研究合作备忘录计划》的实施。

获得诺贝尔奖后,崔琦回来的就更勤了。2003年11月,崔琦愉快地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讲座教授”的荣誉称号,并商定设立“崔琦讲座”,即每年由崔琦负责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或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在物理所进行短期访问和学术交流,同时对物理所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估。崔琦在颁发证书的大会上表示,今后会更加关心物理所的发展,为培养一批杰出的中国青年物理人才尽更大努力。

2005年12月初,北京遭遇了罕见的寒流。崔琦冒着刺骨的北风,先后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进行了学术研讨,并就物理所成立崔琦实验室的事宜达成协议。翌年5月,主要从事于低维?穴0-2维?雪凝聚态物理系统实验研究的崔琦实验室正式成立,崔琦担任名誉主任,指导实验室的发展。

学生在希望小学做广播体操

2007年4月27日,崔琦为了感谢家乡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厚爱(2005年宝丰县政府修葺了崔琦旧居,兴建了崔琦事迹展厅,并将其辟为平顶山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的家中,郑重地在一份捐建希望小学的协议书上用中英文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决定捐献35万元人民币,在范庄建立一所希望小学。协议书通过快递,很快到了宝丰县侨联主席刘丙午的手里,县政府当即决定,将学校命名为“崔琦希望小学”,授予崔琦博士为该校永久“名誉校长”。去年希望小学开学前夕,崔琦及其家人又捐增了50多台电脑和一架钢琴。

2008年9月中旬,崔琦应邀再次回国进行学术巡讲。15日,也就是中秋节的第二天,69岁的崔琦57年来第一次与家乡人在北京相见。大家围坐一起,同操宝丰乡音,毫无拘束地怀旧恋故,畅谈乡情。“我记得,家里以前属高隍庙镇,有条大河是沙河,小河是石河。从石河到高隍庙是三里路。下边还有几条岭,开过渠……”12岁就离开家乡的崔琦还清楚记得家乡周围的环境。听到家乡的人们叙说着30年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富足、兴旺,崔琦频频点头,还不时用英语跟旁边坐着的妻子琳达解释几句。谈起发掘出来的汝官窑清凉寺遗址保护、农耕作物、饮食习俗,以及农民种粮补贴、新农合医疗制度、土地流转等农桑话题,崔琦先生兴趣更浓。当听说希望小学已经落成使用,有附近村子的300多名小学生在就读,崔琦十分高兴,欣然当场为小学题名。县侨联主席刘丙午殷切相邀:“您早点回老家看看吧,我们来时,乡亲们,特别是您小时候的伙伴都要跟过来看望您呢!您的家乡现属肖旗镇,高速公路直通北京,非常方便。”崔琦允诺下次回国一定抽时间回家乡看看。

 

从农田走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记我的舅舅崔琦

 

一九九八年,瑞典国王为崔琦教授颁发诺贝尔奖

2005年12月4日的北京,朔风刺骨,滴水成冰。我们一家三口开车到我舅舅下榻的酒店,准备接他去品尝北京小吃。

说起我舅舅崔琦,恐怕大多数人都略知一二。他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这次来京,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作学术交流。

我舅舅依旧穿着一条蓝色布裤,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藏青色毛衣;说起话来依旧是轻声细语,温文尔雅——与我两年前在友谊宾馆见到他时一样,惟一不同的是无情的岁月在他和蔼可亲的脸上又增添了两道皱纹。

上车后我才得知,他从纽约来时,因为没料到北京会这么冷,只带了单裤,于是我们决定先带他去买三重保暖内衣。可到了商场我舅说啥都不要,他说别看我已经六十六了,但除了犯过心律不齐的毛病外,各方面身体都挺棒,再说出门就坐汽车,冻不着。没办法,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只给他新添的小外孙女买了件礼物。

在北京朝阳区西坝河附近的一家小吃店,我问舅有什么忌口的,他说酸甜苦辣咸除了甜什么都行。我们点了炸灌肠、爆肚、炒麻豆腐、芥末墩、豆酱等十几道北京小吃。他越吃越高兴,幽默地说:“如果诺贝尔设有美食奖,那非北京小吃莫属。”说话间,服务员端上了最具北京风味的豆汁。我对舅说:“我虽然从小在北京长大,但也接受不了这玩艺儿,它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馊味。但老北京人都特别喜欢喝。”听了我的介绍,我舅先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说还可以嘛,便大口喝了起来。我连忙请他就着咸菜和焦圈,他乐呵呵地说:“这下味道更好了!”

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崔琦--华裔诺贝尔守望者

 

我舅的少年时代

 

“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开始这段时间,我姥姥一直住在北京我家。这期间我听她老人家讲了许多舅舅小时候的事情。

1939年的中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位于中原大地的河南宝丰县更是民不聊生。就在这一年的2月28日,我舅出生在范庄一间用砖石和土坯建造的农舍里。

我舅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崔颖(后改名慧秋,即我的母亲)、崔珂、崔璐。我姥爷是一个耿直方正、不爱言语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我姥姥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深明事理,为人和善,是远近有名的贤妻良母。

我舅出生时我姥姥已41岁,姥爷45岁。那时的人崇奉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我姥爷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老年得子给崔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我姥姥也从没娇惯过我舅。他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我姥爷在田里施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牛、毛驴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小树林里捡柴火。我姥姥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

我舅7岁那年的夏天,村里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另外几个孩子偷了她地里的甜瓜,便在我姥姥跟前告了他一状。我姥姥听了生气地问:“驴儿(崔琦的小名),你偷人家的瓜啦?”我舅看了一眼告状的老太太没搭腔。我姥姥说:“去,院里跪着!”我舅便顺从地直直跪在那儿。跪了好一阵,一位邻居来串门,证实崔琦并没有偷瓜,是那家认错人了。我姥姥这才喊儿子站起来,心痛地问,刚才为什么不辩解?我舅喃喃地说:“当时您正在气头上,大娘又在旁边,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俺毕竟跟几个偷瓜的娃儿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省得惹您生气。”我姥姥一把把我舅搂到怀里,眼里淌下了热泪……

1949年,我舅从新玉镇(该镇解放后撤销)高皇庙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他便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范寨小学当代课教师,还时不时帮村里写写材料。一次村里丈量土地,村长叫他去帮忙。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可他是只看不记,量地的人喊:“琦,你记了没有?”我舅说:“你只管量吧,俺心里搁着呢。”等几块地量完了,各块地的亩数他一一准确地报了出来。听说这事后,村里的老会计不信,专门找了一块近似于三角形的“一杆旗”地让他算。等各个边的数据刚量出,我舅就说出了这块地的亩数。那位老会计反复算了多遍,与我舅报的亩数分毫不差,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道:“这个娃今后肯定有出息。”

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我姥姥毅然决定让12岁的崔琦投靠于前两年去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她老人家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我舅的青年时代

 

我舅到香港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一要学说广东话,二要学习英文。我三姨便让他先在荃湾小学重读六年级。刚开始时,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及生活拮据等原因,我舅异常孤独、苦闷,强烈思念在家乡的父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我姥姥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我舅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渐渐地我舅一颗浮动的心才平静下来。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我舅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学。该校是当时即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广州培正中学的分校,教学质量堪称一流。著名的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萧荫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等都毕业于该校。正是在这里我舅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当时我二姨、三姨在香港收入都不高,即使是省吃俭用,支付他的生活费已觉吃力,再支付昂贵的学费实难承受,解决学费成了头等大事。我舅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靠加倍的努力学习,争取年年拿到奖学金。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舅在培正中学的6年时间里,每年学习成绩都名列全年级160多位同学的前茅,每年都能获得奖学金。再加上每年老师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他的学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1957年夏天,我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翌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斯州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那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但此时的崔琦已养就了沉稳、坚韧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努力向上,各科成绩均为A。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挪威裔美国学生琳达。

1961年,我舅从学院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在芝加哥大学我舅荣幸地成为史达克教授的弟子。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以及物理学本身广博渊深的奥妙,使他对物理学着了迷,从此他在物理学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不辍。

在大学里,我舅是个体育、文娱活跃分子。他矫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此外,他还拿过泳赛的名次;在学校组织的联欢会上,他表演过独唱,并担任过乐队的指挥。有同学特意为崔琦填词写照:“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

说来是缘分,琳达这时也考入了芝加哥大学。两人的再度重逢,我舅横溢的才华,终于使身高近一米七的琳达坠入爱河,并很快与崔琦结为丝萝。

 

我舅与他的家人

 

1982年,我舅辞去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到名列美国最佳大学榜首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家就安置在离学校不太远的小镇上。

在家里,我舅既是好丈夫也是好父亲。他与琳达结婚40余年,虽说不上每天举案齐眉,但从未红过脸吵过架,而且对爱妻言出必听,百依百顺。1984年盛夏,我舅携舅母来中国,到我家中小坐。我爱人用冰镇西瓜招待他们。由于西瓜太大,我们四个人怎么努力吃,也还是剩下两块吃不下了。我舅刚要站起身来去擦手,琳达示意他一定要把剩下的两块瓜吃完。我舅说实在太撑了,不吃了。琳达却执意让他吃,并连连说,don't waste(不要浪费)!在我们的一片笑声中,我舅硬是把那两块西瓜都吃了。边吃还边调侃道:“我在家里向来都是服从命令的。”

我舅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大熙,小的叫大可。他对她们的教育可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教她们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即要有信心、有爱心、有理想;有所不为——不干涉她们的趣向、志愿和爱好。但有一点我舅对两个女儿的要求是坚决的:必须学习汉语,会讲简单的中国话。为此,大女儿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期间曾到武汉大学留学一年,小女儿就读医学院时利用暑假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进修班学习了两个月。

我舅年轻时兴趣广泛,随着年纪的增大,加之心脏不太好,每天工作之余就是散散步,然后就是捧上厚厚一沓报纸,饶有兴趣地浏览,不论是政治、科技、教育,还是经济、艺术、体育,都不放过。边看还喜欢边听音乐。我舅曾两次风趣地对我说:“我什么新闻都喜欢看,什么音乐都喜欢听,却不见得都看得懂、听得懂。”也许正是因为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才使他思维活跃,迭出的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而这正是一位能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所必备的。

我舅舅虽早已加入美国籍,但他一直关心着祖国的科学事业,因而不辞辛苦,前后4次飞回中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他认为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和半导体研究所科学研究的氛围很好,有许多出国留学回来的年轻研究人员很有前途。他真挚地对我说:“我相信中国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很快就能达到世界顶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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