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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杨振宁

杨振宁(英文名:Chen-Ning Franklin Yang,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于70年代发展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1957年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最早的两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此外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贡献。

 

人物简介

 

杨振宁历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和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又自1986年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95年应聘担任国立华侨大学名誉教授;1997年出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荣誉主任;1999年自石溪分校荣休,同年出任清华大学教授,2003年底回北京定居;并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俄罗斯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教廷宗座科学院(罗马教皇学院)以及多个欧洲和拉丁美洲科学院的院士荣衔,以及多家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现任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名誉院长。

父亲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回到国内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1934年,专门为杨振宁请老师讲习《孟子》。

 

个人经历

 

1942年前

 

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随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

杨振宁

 

1942年后

 

1942年毕业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此后他于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始同李政道合作。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1966年以后,他长期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杨振宁于1971年夏回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对促进中美建交、中美科学技术教育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後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授予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振宁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复信中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实情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实情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杨振宁现居于北京清华大学,同时身兼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名誉校长。

 

杨振宁和妻子翁帆

情感婚姻

 

杨振宁的结发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2004年底至2005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2011年6月底,杨振宁接受采访,自曝求婚秘闻。

2011年6月底,由学者江才健撰写、更为全面讲述杨振宁人生的书《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面世,在和小自己54岁的翁帆结婚引发的喧嚣之后,杨振宁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杨振宁自曝向翁帆的求婚过程,声称他和翁帆的生活,除了在外旅行,基本上都是居家生活,和所有相爱的人在一起一样,一时也想不起还有什么浪漫的事。不过,30年之后,随着社会进步,应该会有很多人回想起他和翁帆的事,会觉得很浪漫的。

 

子女介绍

 

1951年长子杨光诺出生,现为电脑工程师,

1958年次子杨光宇出生,现为化学家,

1961年女儿杨又礼出生,现为医生。

目前,三个子女全部定居美国。

 

主要成就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Rumford),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

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振宁-巴克斯方程”。

杨振宁

宇称不守恒理论:他与李政道提出基础粒子间的弱核力并没有镜像对称的特性,违反了当时物理家的认知。该理论后得吴健雄的实验验证。

杨—米尔斯理论:他与罗拔·米尔斯(Robert Mills)提出的理论,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基础理论。

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粒子物理学方面

 

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耳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密耳斯场方程最近被数学家S.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

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则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是同一种介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

杨振宁

其他贡献包括:费米-杨模型(1949),与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7),与李政道和R.奥赫梅合作的关于C(电荷共轭变换)和T(时间反演变换)不守恒的分析(1957),与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1959)和关于W粒子的研究(1960~1962)。与吴大峻合作的CP(宇称)不守恒分析(1964),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1974),与吴大峻合作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关系(1975),与邹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论(1967~1985)等。

 

统计力学方面

 

二维伊辛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1952),与李政道合作的关于相变的理论(1952),与杨振平合作的关于数种模型的严格解(1966~1985)等。

 

凝聚态物理方面

 

与N.拜尔斯合作的对磁通量量子人的解释(1961),非对角长程序观念(1962)等。

 

个人著作

 

杨振宁发表过约200篇科学论文和报告,代表作有《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曙光集》和《邓稼先》。

《邓稼先》是杨振宁为《英雄大爱》中邓稼先和许鹿希的旷世爱情作的序,《邓稼先》选入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和江苏中职语文第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

亚运会歌确定《重逢》 英文由杨振宁、翁帆翻译。《重逢》由著名音乐人捞仔、徐荣凯联袂打造,并由毛阿敏、孙楠演唱。19岁就到广州做音乐的捞仔说对广州的情感就像老火靓汤。他透露,徐荣凯和杨振宁夫妇是好友,他把中文歌词交给两人,请他们帮忙找专业人士译成英文,没想到两人对歌词爱不释手,很快就传回了译好的英文歌词。《重逢》突出了亚运会的理念:亚运会不仅是亚洲的体育盛会,也是亚洲兄弟姐妹四年一次的友谊聚会。

《杨振宁文集》

童谣《落雨大》突出广东特色。“珠江弯弯伸手相牵”音乐部分用广东童谣《落雨大》作为前奏,突出了广东特色。

 

主要荣誉

 

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Nobel Prize, Physics), 他还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拥有多项荣誉学位,被誉为是“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同时,也是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

1980年获拉姆福德奖(Rumford Prize)。(Rumford Prize);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U.S.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1993年获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Benjamin Franklin Medal);1994年获鲍尔奖(Bower Award);1996年获玻戈留玻夫奖(N. Bogoliubov Prize);1999年获昂萨格奖(Lars Onsager Prize);2001年获费萨尔国王国际奖(King Faisal International Prize)等。

《杨振宁文集》

 

研究生涯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 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6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仍穿梭于纽约和远东之间。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设在南朝鲜首尔的一个理论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没有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以及由于新近对台湾出生的物理学家李文和间谍活动嫌疑的调查,将为亚洲和亚裔美国科学家带来的困难。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他担心这些合作将面临危险。

杨振宁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杨振宁

从长远来看,1954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的开拓性的工作却更为重要。那一年,两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以后证明它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马奇努说:“当它在1954年写成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当时,杨和米尔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正是为描述像磁、电、强核力,也许还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换所。戴森讲道:“我要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常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扎根于数学,但是他指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40年代后期他刚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时曾打算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差。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杨振宁。”

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

对于物理学家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它既适用于以重力为主的极大王国,又适用于由量子所主宰的极小王国。物理学家在70年代已经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他们提出一个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可是标准模型并没有将重力考虑在内。

目前,弦线理论可能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这个理论经过修改后要求十或十一维时——空,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即时间这一维加上立体几何的三维。弦线理论提出来已经20多年,它在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很流行。可是杨振宁在晚年时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杨振宁怀疑弦线理论或其派生的理论是否能将所有客观存在的现实都放进一个简洁的包装中。

《基本粒子发现史》

杨振宁说:“弦线理论并没有得到实验证明。它太不定形,太模糊。”问题部分地在于,为探索弦线的影响,需要极高的能量,更强的粒子加速器。如何写出一个可以工作的理论,并从事十维计算也是一个问题。

杨振宁提出物理学正经历一个过渡期。不断地寻找更快更小的计算机晶片等的应用研究,将会比基础研究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30到50年中,人们将更注意物理学的应用。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更深入地探索物质的基本结构变得愈来愈贵。”他又说,2005年国会决定中止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是一个信号,高能物理有充裕的经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超导超级对撞机是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的一个基本粒子加速器,它的直径将达54哩。

杨振宁预言,计算机工业的实际需求将会推动界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物理学的发展,他承认许多分析家们早已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就像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称为物理学的世纪一样。是什么环境使杨振宁能在占支配地位的物理学中起重要作用呢?听他自己说,在他的成功中,运气和抱负同样重要。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合肥只是安徽中部的一个小县城(当时安徽省省会是安庆),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奇迹的奇迹——杨振宁的科学风采》

杨振宁的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数学教师。他通过了一次奖学金考试,得以出国,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书,以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

杨振宁本人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的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才,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祖父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的父亲继续走好运。几十年后年轻的杨振宁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他的英文。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杨振宁传》

1945年杨振宁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4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4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23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婚已50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 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J.P.Marg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6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9世纪的一位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朱自清,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人物轶事

 

昆明时期

《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

 

高二学历的第八号考生

 

1938年夏,鉴于辗转流离到抗战大后方的中学生非常之多,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文凭,可按同等学历报考大学。得此消息,随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的父亲杨武之迁至昆明的杨振宁,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以高二学历早早地报名参加统一招生考试。国立各院校昆明招生委员会办事处发给杨振宁的准考证为“统昆字第0008”,试场为“第壹试场”,座位为“第捌号”。

杨振宁一家从1938年春到昆后,最先住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间的文化巷11号。这条小巷原先是昆明北城脚偏僻荒凉、荨麻丛生之地,也叫作荨麻巷。随着联大教职工的陆续迁入,巷内除杨家外,还有物理学系教授赵忠尧和霍秉权分别住进19号、43号,化学系教授刘云浦住进41号,其他学校如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等也先后入住该巷,小巷顿时热闹起来,并成为联大等校师生进出城内的主要通道,因而改名文化巷。

大学考试那天,杨振宁天还不亮就起了床,迅速地吃了几口饭,就精神抖擞地走进考场。这时候,考场上只来了寥寥几位同学。杨振宁穿着整洁的学生装,高高兴兴地领了准考证,贴上路过汉口时所照的照片,准考证上写着“统昆字第0008号考生业经审查合格,准予在昆明应考本科壹年级”。由于他平时读书认真,苦学不辍,几天之后,便以出色的成绩,被大学录取了。

只有高二学历的杨振宁能够考取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确实让人感到高兴和意外,但这反过来说明杨武之家教有方。关于这一点,杨振宁2000年4月6日在南京作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时说:“我发现我在许多方面是很幸运的。首先,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我在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清华园里长大;另一方面,我很小就发现数学对我很容易……”

 

群英荟萃

 

中学时代的杨振宁聪明而早慧,数学念得非常好。有一天,他认真地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争取得诺贝尔奖!”从心底里盼望儿子有出息的杨武之,十分清楚诺贝尔奖的份量。他鼓励儿子说:“好好学吧!”没想到,这个玩笑,在西南联大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了开来,人们戏言:“杨武之的儿子数学很好,为什么不子从父业攻读数学而学物理?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

《杨振宁谈读书与治学》

杨振宁在高中时只读过化学而没有读过物理,所以他报考联大时考的是化学系。可1938年11月底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更有兴趣,又转到了物理学系。联大1938年入校的新生里,16岁的杨振宁,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此时的西南联大,学生宿舍是土墙茅草房或土墙铁皮房,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会叮叮咚咚响个不停。教室的地面是泥土地,没过多久就变得七坑八洼。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会被吹掉下来。听课坐的是在椅子右边安上一块形似火腿却只能放一本书的木板的“火腿椅”。但师生们苦中作乐,幽默地称吃的掺带谷子、稗子、沙子的糙米饭是“八宝饭”,穿的通了底的鞋是“脚踏实地”,前后都破洞的鞋是“空前绝后”。

《杨振宁文录》

西南联大在学制和课程编制上,采取“学分制”为主体的“共同必修课”和“选修课”三者结合的制度。大学本科四年,必须学满130—140个学分(各系不完全一样),经考试合格(任何一科都不准补考)才能毕业,因而不少学生考取联大却读不到毕业。在联大接受过教育的8000余人中,正式毕业生只有2522人(休学、参军者不计在内)。到1942年7月毕业时,联大物理学系最终完成学业者只有9人。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本校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这栋宿舍是年久失修的二层小楼。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不过,杨振宁在读时的物理学系和物理学部,教授们虽想方设法办起了普通物理、电学、光学、无线电、近代物理等5个实验室,但由于缺乏仪器,实验不足,研究工作只好偏重于理论方面,教师们的研究成果也大多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1944年7月,研究院6位研究生毕业。此时,获理学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才21岁,也是6位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

杨振宁在联大短短的6年,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振宁于《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说:“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地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

杨振宁在清华的履历片

 

杨门长子

 

杨振宁考入联大后,全家七口仅靠父亲一人挣工资养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39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其后至1941年底,联大师生和其他昆明人一样,在“疲劳轰炸”下三天两头就要跑警报,有时一天要跑两次。1940年9月30日,日机又来轰炸昆明,杨家在小东角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被炸得徒有四壁,全家少得可怜的家当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家人此时都躲进了防空洞,才免除了灾祸。可这次轰炸,对杨家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几天后,杨振宁拿了把铁锹回去,翻挖半天,才从废墟里挖出几本压得歪歪斜斜但仍可使用的书,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其后,为躲避日机轰炸,他们全家搬到昆明西北郊十余公里外的龙院村惠家大院居住,且一住3年。惠家大院分前院和后院,前院租给联大的教授居住,后院惠家自己的人住。吴有训、杨武之、赵忠尧三家住在惠家大院一进大门左边顺门而建的房屋里。此屋为两层小楼,吴有训家住楼下,杨武之、赵忠尧两家住楼上,赵家楼下是厨房。杨、赵两家的住室间有一窄窄的过道,过道的地板上开有一个洞口,自此通过楼梯可到楼下。

在龙院村,杨振宁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作为杨家长子,他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杨振宁夫妇

国破家亡,联大师生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解决生活困难,不少人都到外面兼差。杨振宁也兼过差。那是1945年春,杨振宁给在昆的部分美军官兵教中文,每周教3小时,赚了好几百美金贴补家用,以尽长子之责。

在昆明的日子里,因杨家有一副“云南扁”,晚饭后一有空闲,杨武之就与棋友对上几局。杨振宁、杨振平等围在旁边,看来看去,自然地学会了下围棋。

杨振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爱唱歌。不论是在校园里走路,或者是在家里做功课,他总爱大声地唱中国歌、英语歌。在他喜爱唱的歌中,有几首是父亲教他唱的,在这其中,有一首歌名为《中国男儿》,歌词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是一首杨武之一生都喜欢的歌,也是杨振宁非常喜欢的歌。杨振宁尽管唱歌唱得不怎么好,但他喜欢唱歌。所以,在联大,杨振宁是一个因为唱歌就唱出了点“名气”的学生。有一次,一个杨振宁的朋友问一个同学,“你认不认识杨振宁?”那位同学竟然答道:“杨振宁?哦,让我想想,是不是就是唱歌唱得很难听的那个人?”

由于联大教员工资增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昆明物价上涨的速度,致使教职员一般都入不敷出,负债度日者甚多。1942年8月,杨武之的薪额为470元,至1945年4月,其月薪额才590元,扣除所得税22.30元、印花税2.4元,实有565.30元。杨武之一人的薪金,要供全家生活及5个孩子上学之用,实在是捉襟见肘。身临窘境的杨家1941年3月成了联大教职员空袭受损救济的首名对象,得到600元的救济;同年6月,杨家又被列入膳食补助范围,其补助标准为每月16.8元。抗战结束时,杨家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而能过到这一步,除头发斑白的杨武之苦苦支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杨振宁有一个克勤克俭、日夜操劳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女性,凭藉她“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八年的抗战时期”。

张文裕与杨振宁交谈

 

名师和高徒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在联大,由于保存着清华大学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的传统,因而杨振宁能够听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陈岱孙等名家的课堂讲述。

杨振宁在读时的联大物理学系,由饶毓泰、吴有训、周培源、朱物华、吴大猷、赵忠尧、郑华炽、霍秉权、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叶企孙、许浈阳、任之恭、孟昭英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执教。其中,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等。杨振宁跟随这些大师们,很快步入了物理学的殿堂。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武之是一位将近世代数和数论、将西方现代数学方法引入中国的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一位为中国数字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家。杨武之是一位教学极为认真的教授,也是一位教子极为严格的父亲。他早就在日常生活中,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地将不少数学知识传授给了儿女们。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杨振宁后来说:“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从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而早年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搞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杨武之对杨振宁的影响,一直长久地发生着和存在着。

1979年1月,邓小平会见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个原因是经常发表论文的吴先生,对原子、分子光谱学的前沿问题非常清楚,并在教学之余研究和翻译了维格纳有关群论的书。另一个原因是群论吸引了他,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专于群论的数学家。耳濡目染,杨振宁在高中时就从父亲那里接触到群论初阶。杨武之知道儿子选择这一题目后,把自己珍藏的、导师狄克逊写的《现代代数理论》送给杨振宁。这本书用20页就把群论表述得非常透彻,使杨振宁认识到了群论无与伦比的美妙和力量。通过学士论文的写作,“我就接触了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回首往事,我对吴先生的这次指引深为感激,因为它对我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物理学工作者有深远的影响。”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1944年8月,待庚子赔款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杨振宁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物理学门(注重高电压实验)惟一的留美公费生。按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的留待期为1944年秋至1945年夏。期间,他一边在联大附中教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杨振宁利用这一段的留待期在联大附中担任教师。联大附中创办于1940年,初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学校,有中小学两部分。1941年改为联大附属中小学,由师院院长黄钰生兼校主任。1946年后,附属的中学和小学分别改为昆明师范学院附中和附小。杨振宁在附中时,附中在文林街岑公祠。他同时教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所教内容为《范氏大代数》 。高二的学生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籍的小姑娘名叫杜致礼,是正在率领远征军在前线与日寇作战的杜聿明将军的千金,杜致礼很喜欢她的这位相貌英俊且才学出众的小老师,这为他们以后在美国相遇并结为夫妻埋下了缘由。有位男学生的名字很特殊,叫闻立鹤,杨振宁为他后来为保护父亲闻一多遭特务枪击而受伤印象很深。另有一个学生名叫罗广斌,杨振宁“文革”期间在香港看过小说《红岩》,怀疑作者之一就是他,一打听,果不其然。

在1944年10月6日联大制定的《第六届留美公费生拟入美校及研究计划》中,物理学门的杨振宁的计划为:在赵忠尧和王竹溪教授的指导下,拟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原子核物理。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在附中的这一年里,他花了不少心血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1945年四五月间,他很自信地认为,找到了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国外有个叫莫纳汉的大科学家,早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这一重复,曾使他一度懊恼不已。但工夫并没有白费。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场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杨振宁夫妇

等待的日子让人感到特别的难受。1945年初,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

经过多方争取,杨振宁等终于于1945年8月动身,乘飞机到印度,再由印度搭运兵船赴美留学。事隔半个多世纪,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还对1945年8月28日离开昆明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在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共同认为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是年底,吴健雄等科学家通过严格试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此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杨振宁在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告诉您的事情,而今天显然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这位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大师还说,他成就的一切基础都来自西南联大。他始终把昆明当作第二故乡,并深深地眷恋着昆明这块土地。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杨武之教授

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人生遗憾

 

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时,他的父亲,一位更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此不能接受,发表声明与之断绝关系,并且到死也没有原谅杨振宁。杨振宁在访谈中提到,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九十大寿

 

杨振宁90大寿

华人自古有“男过九、女过十”的习俗。2011年6月18日,南开大学以理论物理前沿讨论的方式,提前庆祝该校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25周年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89华诞。包括30位中科院院士在内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见到众多新朋老友,杨振宁十分高兴,他说:“大家的发言让我想起很多以前的快乐时光和美好记忆,我为有这样的幸福时刻和美好回忆而感到欣慰。我认为自己能够保持青春心态与我的做人态度和人生哲学有很大关系,再过3天我们要去宁夏,实现我儿时踏上贺兰山的愿望,相信几天后的经历也一定非常愉快”。

在当天晚上举行的庆祝晚宴上,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为杨振宁先生演唱了民歌《灯碗碗开花在窗台》,随后夫人翁帆为先生戴上生日帽,两人一起吹蜡烛,同学们演唱了生日快乐歌,并与先生合影留念,场面十分温馨。

杨振宁在瑞典

 

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

 

杨振宁生于中国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4岁认字3000多个,5岁会背《龙文鞭影》,少年时代就读厦门市演武小学,北京教会学校崇德中学等。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在此期间他受教于王竹溪、吴大猷等物理学家。此后他于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8年取得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是爱德华•泰勒。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开始同李政道进行了一段长达十多年富有成果的合作。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1966年以后,他长期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于1999年更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他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1958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65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杨振宁于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在1971年重回中国大陆访问,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最早回大陆访问的美籍华人学者之一。杨振宁曾与陈省身、丘成桐等一起参与“保钓”运动。

此后杨振宁为提高中国的物理研究水平作了许多工作,多次回国讲学,为被政治运动所破坏的中国物理学界带来了当时国际物理研究的前沿知识。杨振宁1980年代推动成立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他还促成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设立以促进中国在更广泛的科教领域的发展。1997年杨振宁推动创办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吸引高水平的中青年学者从事前沿研究,聘请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到清华工作。杨振宁的结发妻子是原中华民国陆军中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他们有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2004年底至2005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目前居于北京清华大学。1997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

楊振寧教授的諾貝爾獎章

 

主要科学成就

 

杨振宁的物理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在统计物理,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特别是他和李政道合作期间成果丰硕。

• 在统计物理方面,他与李政道合作关于相变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为经典文献;他本人在1967年首先发现的Yang-Baxter方程为可积模型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对物理和数学都有广泛的影响;他还提出了非对角长程序的概念。

• 1954年,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一道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即非阿贝尔规范理论,杨-米尔斯理论对基础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基础;1970年代他与吴大峻合作研究规范理论的整体性质,亦即规范理论与数学上纤维丛的密切联系,杨-米尔斯理论的数学性质也是近三十多年来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杨振宁和李政道

 

与李政道决裂

 

杨振宁从1949年与李政道初次合作,到1957年因“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科学上不再合作,友谊也一笔勾销,学术界也充满了传言;包括诺贝尔名声到太太的因素。关于他们个人关系分裂的原因,杨李双方偶有公开叙述,然而各有说辞,令外界对真实原因依然不得而知。杨振宁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与李政道的决裂是他今生最大遗憾。

1982年,杨振宁在《论文选及注释》里把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功劳更多地揽到自己身上,同时贬低李政道。李政道则在1986年打破沉默,发表了《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给予反驳。2002年,江才健撰写的《杨振宁传》出版,该书再次诋毁李政道。李政道则通过与《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问答,对书中的言论进行了一一驳斥,称“杨振宁的说法实在太荒谬”。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杨振宁政治立场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亦被官方礼遇。2011年6月7日,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上,被问及民主与科学的关系时,杨振宁说,苏联虽然不民主,但科学仍然蓬勃发展。他认为,民主并非科学发展的元素,但民主有助发掘新的人才。他又说,如果中国由一党专政变成另一种制度,社会需要十年时间整顿,不利科学发展。又认为中国近代科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发展,他认为现时落后于西方是自然的事。

楊振寧教授於一九五七年十月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

 

部分自传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县人,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一九二八年就读厦门国小、一九三三年就读北平崇德中学、一九三八年插班昆明昆万中学高中二年级、一九四二年西南联大毕业、一九四四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一九四五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一九四八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五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六五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一九六六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杨氏于一九三八年以高二的同等学历,考取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后来改念物理系。

一九五七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在教了十七年书之后,杨氏于一九六六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他认为是自己「走出象牙塔」,重新出发,科学界人士对他再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抱持期待与乐观。杨夫人杜致礼女士,出生名门,为杜聿明将军掌珠,专攻文学,中英文造诣均佳,曾在台湾教过英文,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中文,言谈举止富书卷气,育子女三人,老大杨光诺电脑工程师,老二杨光宇,化学家,杨又礼,医生。

在诺贝尔颁奖大会上,杜致礼与瑞典国王在一起

 

父亲和我——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编按:杨克纯教授,字武之。)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42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40多年以后我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年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60年代这座小楼仍在,后来被拆掉了。那天晚餐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斯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其左下角即为该小楼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在瑞典,李政道和夫人出席授奖仪式

 

父亲到厦大当数学教授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我一些算术的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杨振宁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19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曾经爬过,每一枝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第112页写的。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那时西北起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遍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变成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杨振宁

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4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 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脚踏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 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 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杨振宁

 

中学时背诵《孟子》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 H. Hardy and E. M. 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 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 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 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 h. 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 T. 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t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家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杨振宁与邓稼先

 

吴大猷教授是恩师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合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1997年为了庆祝吴先生的90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的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争结束时我家的情形:

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 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 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 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8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杨振宁

 

最终忍不住离别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Fermi)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子比我们能干多了,那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19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因为它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因而也与群论有关,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种感染,不能吸收胰岛素,医生曾认为已无希望,后来幸能克服感染,但身体仍十分虚弱),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和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 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杨振宁的事故》

有一天他给致礼和我写了两句话。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每次团聚头两天总是非常感情冲动,讲一些自己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以后慢慢镇静下来,才能欣赏瑞士的一切。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道很少。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6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 享年77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

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响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

从1945至1964年,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百载魂牵黄土地

三春雨润紫荆花(蔡国平撰)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

 

国耻尽雪欢庆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杨振宁教授代表求是基金会转交了400万元支票给重庆大学

 

通向诺贝尔奖之路

 

1957年12月10日,同31岁的李政道一起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还有35岁的杨振宁。获奖的原因,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告中所宣布的:“他们对宇称定律透视性的研究,造成了在基本粒子方面重大的发现。”

四十多年过去了,杨振宁已步入古稀高龄。在1994年秋,他又获得了另一项科学奖——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的鲍威尔科学成就奖。这是美国奖金额最高的科学奖(25万美元),杨振宁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物理学家。这次获奖的原因,据该学院的正式文告说,是基于他“在规范场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杰出贡献”。所谓规范场,即指杨振宁于1954年与米尔斯合作创立的杨一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它“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行列中,并必将对未来几代有类似的影响”。

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杰出核物理学家泰勒认为,杨振宁在规范场沦方面的工作“应该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金”。

吴健雄的老师、美国知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认为,在这几十年中可以算得上全才的理论物理学家有三个:费曼、朗道和杨振宁,他们在非常不同的领域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人才是不多的。

 

少年壮志

 

杨振宁祖籍安徽省凤阳府,父亲杨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合肥的(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当时他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一所中学教书,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即因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他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一年多的时间教了他 3 000个字。杨振宁在 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枝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没有毕业,便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1938年,他才历岁。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家,又受吴大献、王竹溪的影响,这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杨振宁数学很好,但他却没有子从父业攻读数学。在西南联大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早慧的杨振宁从小就立下了要得诺贝尔奖的志向,作为数学教授的杨武之支持儿子的这一美好追求,数学没有诺贝尔奖,而物理有诺贝尔奖。不管这传闻是否真实,后来杨振宁的确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扎实的数学基础为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铺平了道路。

杨振宁

 

通向诺贝尔奖之路

 

1942年,20岁的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院。两年后,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夏启程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的指导下,他以《核反应》这篇杰出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是1948年。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在这里,我想不妨也引用一两段杨振宁40年前在诺贝尔演讲会上所说的话:“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

“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62年。1982年杨振宁60岁寿辰时出了一本文集《杨振宁论文选集》,书中列出了他1944-1981年的203篇论文的题目,其中与李政道在1946-1962年间合作写的有37篇。1962年春夏,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从此分道扬键,不再合作。虽然此后他们都各自取得了新的科研成就,但大家都为他们友谊的破裂感到遗憾和惋惜。

 

最高的科学成就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其中,除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外,杨一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一巴克斯特方程是他对物理学和数学的重大贡献。

1953—1954年,杨振宁在访问布鲁克海汉国家实验室期间,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米尔斯一起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即著名的杨一米尔斯场论。这种场与称为阿贝尔规范场的电磁场不同,是一种有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场。这种场与其他粒子的相互作用,也由规范不变性原理确定了。非阿贝尔规范不变性及其相关的规范场论,是划时代的工作,为整个粒子物理学奠定了以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理和方程。自然界中存在着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强作用、电磁作用、弱作用、引力。现在知道,传递这些作用的都是杨一米尔斯场。

杨振宁

 

理论物理学界是这样评价杨一米尔斯场的:

‘杨一米尔斯场理论是继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狄拉克的量子理论之后的最为重要的物理理论,在物理学上,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它的贡献还要基本,意义还要深远。”

可以说,杨一米尔斯场理论是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

至于杨一巴克斯特方程,是杨振宁在1967年和巴克斯特在1972年分别提出来的,1981年有此命名。该方程是一个基本数学结构,在物理与数学方面有广泛的应用。1990年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四位菲尔兹奖获得者中,有三位的工作都与杨一巴克斯特方程有关。最近,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利用“吴文俊消元法”,机械化地求出了包括16个未知数、由64个3次多项式方程组成的二维经典杨一巴克斯特方程的全部解,并建立了计算相应量子解的机械化算法。

作为物理学方面的全才,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方面也多有贡献。

杨振宁于1966年离开普林斯顿,到纽约州立大学五溪分校创建了理论物理研究所,使之很快发展成为美国一个新的著名学术中心。

 

“血浓于水”的爱国情怀

 

《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有这样一段记载:“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阔别故土26载之后回到祖国,真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他探望了病中的父亲杨武之教授,首次见到了自己的岳父、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杜章明先生和岳母杜曹秀清女士。在上海,他访问了复旦大学、中科院生化所和生理所;在北京,他访问了北大、清华、中科院原子能所和一些工厂、农村和医院。他见到了他敬重的老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赵忠尧,见到了他的同窗挚友邓稼先、黄昆。

1971年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并宴请了杨振宁和他的亲属。在席间三小时的讨论及宴会后两小时的谈话中,周总理详细询问了美国的社会情况,政治。

经济、学生运动、大学政策、黑人运动、失业问题、选举问题、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等等,杨振宁都—一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看法。

《人情物理杨振宁》

杨振宁在1971年春中美关系升始解冻后不久,即毅然率先访华,叩开了中美之间紧闭了川多年的科学大门,意义重大。

与杨振宁共事多年的聂华桐教授用“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来描述杨振宁的爱国情怀,并认为“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

杨振宁首次访华后回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多次找他,他非常镇定而坚决地答道:“在中国,我的父亲、母亲、弟妹们——我的亲属们都在那里,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我想念他们,所以我要去看望他们,这并不触犯美国的法律!”

杨振宁后来这样说:‘倒1972年夏天作第二次旅行时,我已经拿定主意,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同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这次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时,诚恳地请他就中国的教育、科研提出意见和建议。杨振宁坦率地直抒己见:‘冲国在教学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须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

他还谈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事后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及时给予落实。

“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竟无存争朝夕”,杨振宁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时写过这样的诗句。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穿梭往来于大洋两岸,做沟通中美关系和学术交流的工作。

1977年2月27日,杨振宁在美国以“全美华人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以 8 000美元的代价在当天的《纽约时报》上刊登全页广告启事“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2”

1978年底,美国宣布1979年元旦与中国建交,接着邓小平夫妇访美。

1979年1月30日,在华盛顿全美华人协会等组织举办的欢迎邓小平的宴会上,杨振宁致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欢迎词。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

1982年,杨振宁直接写信给中国有关部门领导,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再次提出建议。

1983年,杨振宁倡议的‘冲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会”在香港组成,杨振宁任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1984—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和“陈省县数学奖”相继成立。

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建立,本着“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

目前,年逾占稀的杨振宁更多地关注中国科学的未来。1993年4月27日,他在香港大学作了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演讲,两次重复了下面这句话:“到了下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近年来,杨振宁涉足科学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领域,我们有幸邀请他出席了1999年正月在深圳举行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他在大会开幕式上说:“要了解科学发展的现状,必须知道它的历史;而要预测科学发展的未来,则必须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

清华园

 

杨振宁与清华大学

 

曾经是清华园“小主人”的杨振宁没有料到,1997年6月2日这一天,当他年逾古稀之时,他又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的身份回到了清华园,回到了为他的人生和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的所在,在以人生为轴心、事业为半径的漫漫旅程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清华大学对杨振宁来说,是儿时嬉戏的地方,是少年时代课余活动的场所,是青年时代科学启蒙的殿堂,他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所言及清华大学所给予他的影响。在颁发诺贝尔奖贺宴的讲话上,杨振宁先生就曾提到,他是利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所建的清华大学和设立的留美研究生奖金两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他成长在与世隔绝的、学院气氛浓郁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那里,他享受着宁静的童年。后来,就在清华大学里,他接受了头两年出色的研究生教育。而后,又得到留美研究生奖金的资助到美国继续他的学业。他为自己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用曾经与杨振宁先生一同工作过的人的话说:杨振宁先生与清华大学之间的缘分源远流长。

 

童年、少年时代与清华

 

杨振宁先生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29年随父母搬到了清华园,当时他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先生被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居住在清华园西院19号,西院30年代向南扩建后,他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在那里一住就是8年,直到抗战爆发。

8年的清华园生活在杨振宁的记忆中是幸福的,虽然那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时期,但他被保护在清华园的围墙里面,没有感受到社会的动荡。只要有时间,他就同小伙伴儿们在园里四处游玩(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几乎爬过那里的每一棵树,研究过那里的每一棵草。

那时,他在成志学校读的小学(现在清华大学工会所在地),从1929年一直到1933年。虽然在他九、十岁时杨武之先生就发现了他的数学天赋,并在一次讨论中听杨振宁说长大要得诺贝尔奖,但他并没有让杨振宁只在数学方面加强学习,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丰富和培养他。在杨振宁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他请清华大学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孟子》,雷先生就推荐了他的得意门生丁则良。学识丰富的丁则良不仅教了杨振宁《孟子》,使杨振宁在中学时代就能背诵《孟子》全文,还传授给他许多历史知识,是他在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孟子》里所蕴含的丰富哲学理念及崇尚道德的观念,对杨振宁以后的研究思路、以至一生的成长,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青年时代与清华

 

1937年抗战开始后,杨振宁一家离开清华园,几经辗转后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杨振宁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读高三,就于1938年秋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杨武之先生介绍杨振宁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同他讨论不同的无限大等观念,给杨振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2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转到清华研究院读硕士。

在西南联大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为杨振宁先生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对杨振宁先生以后发现宇称不守恒理论有直接的影响。他认为,每个人所做的研究工作,都会有几个主体方向。他的主体方向是通过对于对称性原理及统计力学跟多体问题的兴趣方向而引导出来的。这两个方向,他在很早时候就注意到了,他之所以发生兴趣,起源于在西南联大所写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在吴大猷先生指导下所作的学士论文《关于分子光谱学与对称原理》,另外一篇是在清华研究院,王竹溪先生指导之下写的《关于 O rder-Disorder转变》(有序———无序的转变)。这两篇论文对他后来的兴趣方向起了决定性影响。当时的名教授也很多,教授杨振宁先生大一国文的教师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等,教授杨振宁先生大一物理的是赵忠尧先生,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

1943年秋天,杨振宁先生参加了庚款留美考试,次年获得了硕士学位。1944年春,庚款留美放榜,杨振宁先生成为全国物理专业惟一被录取的留美生,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杨振宁谈读书教学和科学研究》

70年代后与清华

 

1971年夏,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先生首次回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探亲访问,在此期间,他回到了阔别30余载的清华园。这时的清华大学,杨振宁先生只能参观几个电子车间,看到正在装配的定标电路及其他电子设备。

1985年12月26日下午,杨振宁先生再次访问了清华大学。他在认真听取了高景德校长、张孝文副校长以及梁尤能教务长对清华大学教育改革情况介绍后,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无线电电子学系、材料学研究所和物理系固体物理实验室,并题词:“很高兴看到你们的工作有多方面的发展。”

自此以后,杨振宁先生多次访问清华大学,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提出建议,与师生进行交流,并热心关注和支持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1986年,随着杨振宁先生回国次数的增加,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临。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教育的一系列变革,总有一天,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爱因斯坦。只要少走弯路,中国的科技水平是很快可以赶上来的。

 

为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1996年,清华大学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决定重现理科辉煌的宏伟蓝图,又将已经73岁高龄的杨振宁先生与清华园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探讨理科建设、网罗人才、为学生上课、作报告、认捐、募捐……凡此种种,更加深了杨振宁先生的清华情缘。

1993年5月,清华大学已经认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理科,必须有一定经费、编制支持少量教师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于是,学校开始探讨理科发展思路,制定了《加强理科建设的几点措施》,希望形成清华大学特色,在理科建设方面异军突起,重现理科辉煌。

1994年6月,王大中校长对理学院在汇报中提到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体制及研究模式给予了高度重视。该研究院创建于1930年,是美国一家独立的、专门从事物理、数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研究院。该院固定的人很少,但每年有百余名访问学者,创办得十分成功。杨振宁于1949年—1966年在这个研究所先任研究员后升任教授,李政道则于1960年一1962年在该院任教授。

该院的机制及其发展启发了清华大学。于是,清华大学设想建立清华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所,并设想聘请杨振宁先生担任该所所长。1996年2月2日,清华大学理学院从网上查询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的情况,依照该中心模式,起草了“关于建立我校理学院基础性研究机构的方案设想”。1996年5月—6月,清华大学经过几次讨论,起草并修改完成了“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方案设想”;正式将中心定名为:“ C 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决定聘请杨振宁先生为中心主任或学术委员会主任。这期间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已经与杨振宁先生取得了联系,杨振宁先生答应6月份来清华大学商定筹建高等研究中心事宜。

1996年6月14日,杨振宁夫妇访问清华。杨振宁先生于当日下午2点30分就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三楼报告厅为清华师生作了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学术演讲,然后参观了中国教育科研网络中心、计算机开放实验室、物理系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6月15日上午8点30分,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建筑馆报告厅又作了题为“ B ose- Einstein Condensation for Atoms In a Trap”的学术演讲,6月16日杨振宁先生参观了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后离开北京。在此期间,杨振宁先生与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副校长梁尤能和理学院的领导进行了3次座谈。这是杨振宁先生第一次来清华大学讨论高等研究中心组建事宜。他表示,清华要办高等研究中心,这很好。王大中校长找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不过,不一定作为学术委员会主席或主任,因为自己在国外,任务也很多,还是加上“名誉”为好,我可以在尽可能的方面帮忙。他强调,如果看世界上各个办得很成功的地方,不管是学校、系或者是研究所,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得有经费,没有充足的经费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了经费以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几名杰出人才,有人认为一名就可以,不过至少得有一名,当然最好是有几个关键性人物,并列举了一些成功的范例。杨振宁先生也在物理、数学、化学等学科提出了一些可聘请的人选,并表示要想办法帮助高等研究中心找钱,请清华大学物色中心主任人选。王大中校长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周光召推荐,周光召推荐了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荣休教授聂华桐先生。

1997年1月29日,杨振宁先生第二次来清华谈高等研究中心的筹备,同意聂华桐教授为高等研究中心主任,认为聂华桐教授诚恳、认真。他表示,希望在一段时间内,能帮助清华大学吸引10-20名最有作为的年轻人。他说,找最好的不容易,但找相对好的,我可以帮清华游说。今后5—10周年,希望中心能培养出得到世界承认的人,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他希望一炮打响,并分析了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

1997年2月28日,聂华桐教授抵京。3月1日上午和3月3日下午,聂华桐教授与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进行了商谈。聂华桐先生表示接受这个职位。

在清华大学和杨振宁先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97年6月2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杨振宁先生表示,王校长要我帮助建立高等研究中心,我感到义不容辞,“我觉得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在以后10年、20年、50年之间,有在世界科技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可能。”

1997年8月17日,杨振宁先生又一次回到国内,出席了18日举行的高等研究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这之后,杨振宁先生对高等研究中心内的附加设施进行了指导,并建议于1998年5月4日—22日面向全国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举办“加速器理论及自由电子激光讲习班”,聘请中心海外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赵午和美国布鲁克文国立实验室余理华主讲。据曾采访过杨振宁先生的清华大学校报原主编范宝龙回忆,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筹建过程中,杨振宁先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仅因此事与清华大学的通信、传真及电子邮件就有几十封。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后,中心主任聂华桐教授和同事们经常就有关工作向他请教,他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1997年6月19日,经清华大学1996-1997学年度第15次校务会议决定,聘请杨振宁先生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8年6月14日,清华大学在主楼接待厅隆重举行聘任仪式,王大中校长向杨振宁先生颁发了聘书。杨振宁先生在致辞中动情地说,我从小在清华园中长大,对园中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他表示,愿在有生之年尽力帮助清华大学发展,尤其是使清华大学的理科重新建立起来。接下来,他为清华大学师生及校外来宾作了关于“稀薄的硬球问题”的学术报告。

在这一年里,杨振宁先生还表示,将为清华大学的本科生上一个学期的物理课,并亲自指导一名学生从事物理学研究。

1999年6月2日,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二教会议室与理学院基础科学班学生座谈.畅谈了物理学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并耐心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使在座的学生从这位大师的话语中受到了启发。为了使清华更多的学生能从中受到启迪,清华大学校报还将杨振宁先生此次的讲座内容全文整理发表。

1999年10月2日,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仪式上,王大中校长向杨振宁先生颁发了清华大学教授聘书,并出席了高等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现在,作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A ibert Einstein讲座物理教授和理论物理研究所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的杨振宁教授已经将主要的时间用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发展上。

杨振宁先生组织了基金会支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发展,他自己和夫人已认捐100万美元。他希望可以一共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捐到1000万美元以上。在网罗人才方面,他和聂华桐主任几年来花了许多心血。若问他现在最大的心愿,那就是在有生之年使清华大学理科的发展日趋繁荣,清华大学已经与他的晚年生活密不可分,将伴随他走过晚年的人生之路。

《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

 

分道扬镳40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决裂始末

 

一九五七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成为率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但两人多年后交恶,于一九六二年形同陌路的决裂分手,不但国际科学界引以为憾,日后在返回中国大陆贡献科学成就的各种场合,杨、李不合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上的一件阴影。而两位当代中国大科学家的对撞起因,即在一篇经典性论文的排名先后问题,有关诺贝尔颁奖过程的不同待遇,也种下两人心结。

今年是杨振宁八十岁大寿,科学报导作家江才健继科学家《吴健雄传》,再度执笔中国科学大师传记,由天下文化出版发表《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这本传记不仅叙述了杨振宁的童年和成长历程,也包括其亲情生活与科学成就。最引人注意的章节之一即杨、李失合的来龙去脉。书中杨振宁也提出一九八九年、他写给老师、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那是两人交恶多年后,杨振宁对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

而江才健也在作者后记指出,他曾去信给李政道希望能采访他,李政道没有回信,而过去香港电视台制作杨振宁电视专辑时,李政道也拒绝了接受访问。

 

天才遇见天才——惺惺相惜

 

一九四六年杨振宁、李政道初次见面时,杨振宁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名声鹊起的一位天才研究生,一九四六到四九年杨、李关系非常密切,杨振宁在中国早已念完硕士,在芝加哥大学自然成为只念过二年大学李政道的兄长,李不管是选课,或者碰到不懂的问题,都会去请教杨振宁。

两人合作起于一九四九年,共同合写第一篇论文,合作作者还有一位学者布鲁斯。一九四九年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杨振宁还向欧本海默推荐李政道,李接下两年聘书与杨振宁做邻居。

杨振宁刚写完一篇统计物理易新模型理论,李政道来了之后,两人在此基础上合写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二篇论文结论,单位圆定理,在统计热力学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发展。

 

论文排名先后种下心结

 

两人的不合关键,还在于这两篇论文两人的排名。为什么头一篇杨振宁的排名在前,李在后,而第二篇是李政道在前。

李政道自己在六十岁出版《李政道论文选集》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指出,第一篇论文当中有两个定理,「大部分是我证明的」。写完那篇论文,杨振宁问他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李写道,「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中国尊敬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后来李政道检视科学文献,认为这对他不公平,因此第二篇论文排名反转过来,虽然那篇论文中间的单位圆定理最关键是杨振宁做的。

杨振宁对于李政道在事隔多年以后,对于这个排名的问题的回忆,大吃一惊。因为杨振宁与李合作之前,和费德曼、蒂欧姆诺两人合写的论文都排名在前,且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而杨振宁确曾为了这个小老弟毕业后,发展不顺利,为了帮助他,愿意将排名摆前。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因女人「第六感」直觉阻止此事,认为李不值得信任,才会有一篇文章排名在前,一篇在后。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次裂痕。

 

13年合作终止形同陌路

 

一九五六年两人合写一篇论文,得到诺贝尔奖,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欧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系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一九六二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恒守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藉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后来证实他这个想法,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而科学界非常震惊。

 

颁奖差别待遇阴影难消

 

写过爱因斯坦传的科学家派斯说过,要了解杨振宁、李政道的决裂,须对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派斯直觉猜测,杨李之间的兄弟情,有中国文化的义气关系,这是问题的所在。

李政道后来曾写文章说了,一九五七年到瑞典颁奖,杨振宁问他,可否按年龄大小顺序来领奖。

后来外面也流传说法,李政道对于颁奖时,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他的夫人秦蕙君。

两人不讳言,诺贝尔奖的盛名在两人关系投下阴影。物理学家戴森与杨振宁是邻居,戴森儿子过生日,杨的大儿子杨光诺来他家,一个妈妈问他将来做甚么,只有七、八岁大的杨光诺回答,「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

更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彼此太太们间的事合不来。杨振宁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请吃饭,试图想调解此事。周恩来先问,他们是否不合,杨说,是的。接著周恩来又问,是为夫人而不合?杨说,不是。聪明的周恩来就不说话了。

 

《李政道传》披露与杨振宁恩怨始末 揭决裂谜局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曾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究竟如何?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

“这是这桩学术界的豪门恩冤首次系统展示。”出版社编辑对本刊记者说。

书的作者身份同样值得一提,他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季承。季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

尽管李、杨分裂已长达半个世纪,如今他们已分别83岁和87岁高龄,但是时间并没有消弭他们之间的恩怨。读《李政道传》,二人的恩怨贯穿其间,其详尽的细节直击人性深处。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莙。秦惠莙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莙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 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人间重晚晴:杨振宁翁帆访谈录》

 

《杨振宁传》出版 杨振宁首次回应与翁帆的婚姻

 

很少有人能取得杨振宁那么大的成就,也很少有人能引起杨振宁那么大的争议。

杨振宁 杜致礼 翁帆

经杨振宁授权,台湾传记作家江才健历经四年时间写就《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其中有一年多在美国对崔曼、佩斯等物理学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这本传记挖掘了堪称教育奇迹的西南联大如何培养了杨振宁等一代杰出人才,分析了包括费米、泰勒在内的国际顶级物理学家对他的教诲;记录了杨振宁的学术生涯、科学成就,也描绘了他的家国之思、儿女之情。

由于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特殊地位,这部传记也是20世纪物理科学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众多物理学家都在其中绽放光彩。

书中更提及杨振宁与翁帆的婚姻生活,这是杨振宁首次正面、全面回应此事。

2004年11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这封用英文写的电子邮件内容是:

杨振宁与翁帆

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向你介绍我的未婚妻,她的名字叫翁帆,她的朋友叫她帆帆。我现在也这样叫她。我们在2004年11月5日订婚。

翁帆28岁,出生在广东省潮州。致礼和我1995年夏天到汕头大学参加一项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时碰到她。那个会议有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参加,因此学校挑选学生来做接待向导,当时还是大一学生的翁帆是我们的接待向导。那是一个只有上帝才会做的安排。

致礼和我立刻就喜欢翁帆。她漂亮、活泼、体贴而且没有心机。她是英文系学生,英文说得极好。离开汕头之后,我们和她偶尔有些联络。

大学毕业后,她结婚了,几年以后离婚。几年以前她进入在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很快要得到翻译系的硕士学位。

有如天意,因为好几年没有联络,她今年2月给我们一封短信。信是寄到纽约石溪,后来转到我所在的香港。也因此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逐渐熟识。

杨振宁与翁帆

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女人的翁帆,依然保有9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的率真。我最近写的一首关于她的诗,其中有下面的几句:

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

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

生气勃勃而又可爱俏皮,

是的,永恒的青春!

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翁帆既成熟又青春。我深信你们看到她都会喜欢她。

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

我们当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年岁差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能够也将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奉献给我们的结合。我们的亲人都祝福我们。

请读一下下面的句子,这些句子说明了我对于她在我生命中扮演的以及即将要扮演的角色的感觉:

噢,甜蜜的天使,

杨振宁与翁帆

你真的就是……

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给我的苍老灵魂,

一个重回青春的欣喜。

接到杨振宁电子邮件的笔者立即与杨振宁联络,据他告知,他和翁帆是在电话上订的婚。他也说之后他便将翁帆以及他们订婚的消息,告诉他在美国的孩子和他的弟弟妹妹,他们都祝福他。他当时也说,另外一位也接获讯息的物理学家朋友回信,特别举出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81岁时和他21岁的学生结婚的例子,作为对杨振宁的祝福。杨振宁说他知道自己和翁帆54岁的年纪差距,难免要引起议论,但是自己在心理上已经有了准备。他也说将来大家会知道,他和翁帆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杨振宁与翁帆

杨振宁订婚的消息很快在笔者主办的《知识通讯评论》刊出,立时引起轰动,国内其他媒体也纷纷跟进。

杨振宁传出喜讯后,受到媒体紧密追踪,原本还有些担心的杨振宁立即和翁帆办理结婚手续,然后到海南岛度蜜月。媒体紧迫盯人,两人在饭店晒太阳以及同骑双人脚踏车的照片,都登在报上。那年年底东南亚突然发生大海啸,新闻焦点才转移。

杨振宁和翁帆结婚后,生活上有了伴侣和照料,杨振宁在清华教书,在国内很多地方演讲,偶尔住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邵逸夫奖的颁奖,并且到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访问多次,期间还去过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出席会议,都有太太翁帆做伴。

杨振宁与翁帆婚纱照

2006年3月底,杨振宁偕太太翁帆去美国,这是翁帆头一次去美国。他们除了住到杨振宁原来纽约石溪的家中,也和杨振宁在美国的家人见面。杨振宁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美国出生长大,那时两个儿子都已在北京和香港与翁帆见过面,在美国的弟弟和妹妹,也都到北京见过翁帆。那一次杨振宁也带翁帆同去了蒙大拿州,看望住在那里做医生的女儿,也在女儿家小住。

2006年6月间杨振宁和翁帆由美国回到香港,再度受到新闻界的关注,也被问起他们怀孕生子的传闻,后来杨振宁私下谈起此事,说他们也曾考虑此事,但是还是决定不宜有孩子。7月初杨振宁偕翁帆一同到台北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由于是两人婚后头一回到台北,自然引起新闻的热潮,也有人再追问怀孕之事。杨振宁神情愉畅,翁帆应对自在,两人出入都拉着手。

对于老年丧偶再婚这样的事,杨振宁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他在与翁帆结婚后曾公开说过,如果没有和翁帆结婚,他也可能和别的女士结婚。他曾经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杨振宁认为曾经做出十分重要的数学工作的19世纪英国数学家哈密顿(W.R. Hamilton)。哈密顿在太太过世之后,过了相当漫长的孤独日子,甚至书页上都有饮食的污渍。杨振宁说,他不要过那样的日子。

虽然已年逾八旬,但是杨振宁健康情形良好,思虑清明,眼力未衰,只有在大演讲厅里,需要助听器帮忙改善听力。一向有惊人记忆力的杨振宁,还是旧事新物,博闻强识,不过私下会半开玩笑地承认,过去如果有人说他记不住事情,他绝对不信,最近开始相信了。

他和翁帆的生活,除了在外旅行,多是居家生活。翁帆过去并不长于家事烹饪,不过杨振宁对饮食不讲究,有时翁帆在家做些简单的食物,杨振宁也都能欣赏。两人在家消遣有时会看一些电影,对许多事认知能力过人的杨振宁,对于电影中的角色关系,常会弄不明白,总要靠翁帆的解说,杨振宁也承认自己认识人的眼力,似乎比较慢。他还犯过一个错误,就是头一天见到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第二天再见面时,居然很高兴地把这位女作家称为另一位女作家。

翁帆的个性一如杨振宁在宣布他们订婚短信中形容的,开朗乐观,虽然她说杨振宁很固执,做事的个性很急,但是她并不会把两人的关系推向一个僵局,有着比她年龄更成熟的历练。在物理学界一向以不善于动手出名的杨振宁,也是翁帆眼中不动手的人,不过杨振宁倒是很热衷于在计算机上编制他过去生活和家庭的电影。

杨振宁也曾经说过,一个人年纪大了,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年轻的时候会有不同,不会想要去改变配偶。他说,和翁帆在一起后,他更了解了中国像翁帆这一代的年轻人的想法。杨振宁的研究兴趣是物理、数学方面,有时也会出个数学题目让翁帆试试。两人在外访问旅行,如果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会玩一个小游戏,就是在里头参观时不讨论,出来后交换意见,看各自最喜欢哪一幅画。翁帆觉得杨振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不会令她沉闷,她也十分尊敬杨振宁为人的品德。

2010年9月杨振宁从英国回到北京,9月13日突然发生严重呕吐并发高烧,有几小时是半昏迷状态,自己甚至有神形分离的感觉,虽然意识还清楚,但是说的话别人却听不懂,翁帆也吓坏了。幸好住协和医院一个星期,就完全康复出院了。

10月底杨振宁完全康复后,转到香港住处,准备停留较长时间。虽然经过一场突发急恙,但是杨振宁复原甚佳,气色精神如昔。谈起这次住院,说医生认为是他长年吃抑制胃酸的药,影响了身体对病菌的压制,因而造成感染。他到底是学科学的,谈起自己病中的神形分离经验,说恐怕是人脑中海马区的作用造成的。他也谈到,13年前由心脏血管绕道手术的麻醉苏醒过来,看到恢复室外的家人,当时自己不会说话,想告诉家人神志清楚,还能做微积分,就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积分符号,但是没人能懂他的意思。

2008年1月,北京三联书店发行了杨振宁的一本新书《曙光集》。他的前言中写道,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个长夜,而他自己就成长于这个看似无止境的长夜中。他继续写道:“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这个集子的许多编辑和翻译工作,也正是翁帆做的。

《曙光集》

 

杨振宁与翁帆 忘年恋7年甜蜜蜜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今年89岁的杨振宁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日前,他携小他54岁的娇妻翁帆参加南开大学的一项研讨会。夫妻鹣鲽情深,翁帆对他照顾很细心。

翁帆

6月18日,他出席了南开大学举办的“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杨振宁在会上谈到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工作。学术报告会后,他牵着翁帆的手来到老友陈省身夫妇的墓前,与众人一同揭开陈省身先生的纪念碑──一块写着数学方程序的“黑板”。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杨先生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没架子什么都可以说

 

同年,被杨振宁聘到南开大学任教的葛墨林说,“很多人学问很大,脾气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辩论。“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都可以看到杨先生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

 

翁帆对他照顾很细心

 

在非学术领域,外界对于这位物理学大师最感兴趣的无非是2004年、当时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美丽女子翁帆结婚。而当年不被看好的婚姻,如今已迈入第7个年头。

葛墨林认为,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翁帆绝对是有功劳的。”2010年9月,杨振宁突发高烧,陷入半昏迷状态,说的话人们都听不懂,进了重症病房。葛墨林说,杨先生住院时,翁帆的照料有目共睹。

葛墨林说,翁帆对杨先生照顾很细心,杨先生冬天出门前,翁帆一定为他系上围巾;逛公园,走10几分钟路,翁帆就坚持要歇一歇,将石头扫干净后才放心让杨振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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